抗战时国共两党将领哪位歼灭日军人数最多?

1946年10月1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第一次把自由勋章授予一位中国人，他就是中国抗日第一战将、歼灭日军最多的薛岳将军。他在抗战期间指挥的四次长沙会战，就歼灭日军10余万人。张治中将军称其为“百战名将”。曾经是老战友也是老对手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对薛岳指挥的万家岭大捷大力称赞：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三立，盛名当永垂不朽。

　　薛岳，字伯陵，出生于1896年12月27日，广东韶关人，原名薛仰岳，因生于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薛岳父亲为其起名为仰岳，希望他能像岳飞一样，成为民族英雄。他后改名为薛岳，寓意不仅仰慕岳飞，更要身体力行。他父亲非常重视对儿女的培养，他时常教导儿子要立志习武，长大精忠报国。薛家家训就是：克复汉族，惟武是尚，经生坐谭，无当大局，亟需习戎，以应时变。可见父亲对儿子的迫切希望。

　　薛岳是抗战期间唯一被喻为抗日“战神”的将领，官授陆军一级上将。他历任贵州省主席、抗日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南省主席等职。

　　1921年，26岁的薛岳任职大元帅府警卫团第1营中校营长。此时，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政治分歧，几经波澜，最终彻底分裂。同年5月4日，孙中山以陆海空军大元帅名义下达北伐令，薛岳随孙中山赴广东韶关。不料陈炯明部下突然发动兵变占领广州，并向孙中山致电，要求恢复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职务。6月1日，深知陈炯明不会加害于他的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毅然回到广州，准备劝服陈炯明及其部下，但是无人响应。孙中山此时在广州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了，但是陈炯明部下嫌其赖在广州不走，索性决定使用计谋赶走孙中山。

　　6月15日傍晚，率警卫营护卫孙先生夫妇下榻粤秀楼的薛岳收到情报，陈炯明部下叶举计划当夜采取军事行动。他马上告知孙中山秘书林直勉、参军林树巍，请他们火速通报孙中山，并请先生乔装成出夜诊的医生，趁天黑通过陈军哨站，直奔广州天字码头，登上永丰舰。

　　当晚，陈炯明所部叶举果然对总统府采取军事行动，集结士兵2万多人，而驻守大元帅府的警卫部队只有800多人，情况十分危急。然而薛岳指挥若定，将宋庆龄平安地撤离到永丰舰与孙中山会合，并率所部以少敌众击退对方多次攻势。

　　期间陈炯明部下向孙中山提出谈判要求，鉴于北方徐世昌已经下台，请孙中山兑现当初他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被孙中山拒绝。孙中山仍然坚持留在中山舰上，与岸上的陈部交火。他迟迟不愿意离去，因为他期望广州城内很快发生他所期待的变化，以及能够获得广州民众舆论的支持，可惜陈炯明民望甚高，当地很多舆论指责孙中山向广州城内发炮，杀害无辜市民。根据梁基永先生发表在《羊城晚报》2011年11月13日B0版的一篇文章《“孙大炮”名不虚传》，将当时发炮细节描述如下：“船驶到白鹅潭中央，孙下令开炮，由于没有海军总长的命令，加上顾虑伤及城内民众，船上没有人敢动手，据文献记载，孙中山‘亲发数炮’，又督促炮手连发七十余炮。--孙中山早年被人称为‘孙大炮’，这下子，倒真是名下无虚了。但孙放炮后，陆上部队并没有响应动手。”

　　陈炯明部下其实也并无心攻占总统府，双方的大元帅府战斗不温不火地打了三天三夜，直到18日晚，薛岳率领残存的200多名士兵突围而去。薛岳这一仗，以寡敌众，成功帮助孙中山、宋庆龄脱险，令孙中山刮目相看。

　　众所周知，“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中日军倾注兵力最多的战役。据战后搜集的日军情报文件证明，日军在此役部署兵力时已经捉襟见肘，连日本本土仅留的一个近卫师团，也待命随时增援武汉大战。

　　1938年7月，日军开始进攻武汉外围。大战总司令为畑俊六大将，投入陆海空三军35万兵力，调动飞机500余架，军舰120余艘，增调40万大军配合作战。作战经费是日军侵华以来所有战役中最高的一次，高达32.5亿日元。日军大本营陆军部文件记载：“陆军为武汉作战倾注了全力，没有应变之余力。”8月22日，日军大本营下达188号、参谋总长第250号命令，做出两点指示：首先，务必攻占汉口附近地区;其次，把蒋政权逐出中原。日本天皇的命令明确表示：“此次大战所期待的是使蒋政权降为地方政权。”

　　国民政府方面也严阵以待，全国总动员调集全部海空军，统计有战舰40余艘、飞机100余架、陆军120个师总兵力约110万人。蒋介石亲临一线指挥，并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讲话：“中国人民和政府已被日本侵略者欺侮压迫到最后限度，中国军队为了民族之生存，决心在武汉地区与日军决一死战。抗战爆发以来，已经作战的经历，足以证明在阵地战上我军力量之坚强，将士作战之勇敢无畏。”

　　此次战役是冈村宁次和薛岳的对决，号称“三羽乌”之一在日军界享有极高声誉的日本陆军上将冈村宁次，遇到薛岳将军却飞不起来了。

　　薛岳负责指挥九江至南昌以及鄱阳湖周围战事，在德安、瑞昌、庐山地区部署了7个军的兵力，摆出“反八字形”的阵势，静待冈村宁次的第11军来犯。

　　两军很快进入对攻战，你来我往，互有胜负，呈胶着战，由于中日两军双方在每个山头、每个村庄都要反复搏杀，甚至一日数易其手，致使前来助战的日军飞机因双方绞成一团而不敢投弹。薛岳所部借此机会，戏弄日军。有几次日机空投弹药和粮食时，第4军和第74军的官兵在白布中间贴上红布圆心，制作假日军旗，铺在地面，引诱日机将给养空投到我军阵地上，使日军供给陷入混乱。

　　8月3日，日军第106师团沿南浔铁路南下进攻南昌，在金官桥遭到薛岳部队迎头痛击，薛岳严令参战部队不能逃跑，否则枪决!日军随后以战车、飞机和大炮配合步兵强攻，兼以施放毒气，都不能逾越阵地雷池半步!战斗打得十分惨烈，持续到15日，双方均死伤惨重。据后来缴获的敌军日记记载：“几次进攻中，庐山上的迫击炮弹如雨点般从天而降，皇军大受威胁。”有士兵在日记里写道：“庐山是支那名胜之地，‘不识庐山真面目’名不虚传，皇军在此遭到支那军精锐部队第19师的坚强抵抗，前所未有的激战，中队、小队长死亡很多，战斗仍在艰苦进行，与家人团聚的希望是渺茫的。”

　　日军虽然装备良好，但数量有限，尤其是兵源补充困难。战斗进行到9月下旬，薛岳审时度势后，决定与日军相持到底。他指挥第十五集团军在汨罗江南岸运用诱敌深入战术，一次就歼灭日军2000余人。这一下，忧愁的跷跷板重心倒向了冈村宁次。他苦着脸思考着对付中国军队的良策，越想越觉得拖下去凶多吉少，伤亡会更大。原因是他认为自己此次出征作战，碰到的是一个硬钉子，这个对手不好对付。因此，他决定撤退。10月5日，全线撤退的命令下达后，日军慌张后退。

　　随着当地气温不断下降，冈村宁次站在庐山的峻岭峰峦上，看到自己部队被薛岳所部像春藤一样缠住毫无进展，于是决定撤退。

　　薛岳下令各部队于10月6日开始猛攻，这次反攻一直持续到10日才结束。除日军10师团有千余人逃脱之外，其余日军万余人全部被歼，俘虏300余人。这是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首次全歼日军一个师团，而一直到武汉保卫战结束，日军最终也未能全歼我军一个师。

　　武汉保卫战，第74军打出中华儿女的骄傲，全国民众欢欣鼓舞，田汉作词、任光谱曲，创作了74军军歌，激励更多的抗日英雄。“起来，弟兄们，是时候了，我们向日本强盗反攻。他，强占我们国土，残杀妇女儿童。我们保卫过京沪，大战过开封，南浔线，显精忠，张古山，血染红。我们是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锋;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锋!”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以闪电战突袭波兰，欧战爆发。日军为适应新的世界战争局势，决定加速解决对华战事，第一次长沙会战在这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拉开了帷幕。

　　薛岳将军因为长沙会战而家喻户晓，但很多人不知道，薛岳将军求战心切，为了争取蒋介石抗日的军令，竟然不听从蒋介石的电话命令。

　　1939年秋，蒋介石对第一次长沙会战高度重视，几乎每天都会与薛岳通电话商议军事。为了争取蒋介石“对日寇迎头痛击”的军令，薛岳那一段时间几乎每次与之通话都会表达自己坚决抗敌、死而后已的决心。蒋介石开始还耐心地与薛岳通话，劝他“稍安勿躁，静待时机”，后来看到薛岳犟脾气上来了，就索性不再理会薛岳的电话了。

　　求战心切的薛岳，心急如焚，灵机一动直接打电话给宋美龄，他说：“请转告委员长，敌人再敢向我长沙逼近一步，我就要立即开打了!”

　　宋美龄立即将此话转告蒋介石，这回轮到蒋介石着急了，他连续向薛岳打电话，但薛岳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听电话，还让参谋人员回话说：“薛长官上前沿阵地了，不知道何时能回来。”此时，薛岳已经打响了长沙会战的第一枪，并慨然立下军令状：“如果湖南战胜，是国家和委员长之福;如果战败，我就自杀以谢国人!”

　　当时日军成立了对华派遣军司令部，西尾寿造为总司令，板垣征四郎为总参谋长，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负责战地指挥。日军全力出击，动用了6个师团地面部队及两个大队的海军陆战队共10余万人，海军出动12艘兵舰和100艘汽艇，空军则出动100多架飞机。

　　国军方面，由薛岳代第九战区司令，罗卓英为前敌总司令，在湖南集中了5个集团军，共14个军，总兵力近18万人。

　　薛岳当时向全军号令：“我若在战斗中阵亡，立即由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将军替代我指挥战斗，各级军师旅团，直到营连排班，都要明确，第一号指挥官若阵亡了就由谁来接替指挥，军人为保卫国家而沙场捐躯，死而无憾。”

　　1939年9月17日，日军分四路向长沙进攻，水陆齐发。9月23日，日军调集80门重炮瞄准新墙河南岸、王街坊、七步塘等，向国军阵地发起猛攻，5000名日军强渡成功。薛岳急命守兵坚守碉堡，不能再让日军前进半步。日军进攻受阻后放飞装有毒气的气球，居高临下指挥炮兵射击，继而施放毒气，接着又派飞机狂轰滥炸。这一波攻势之后，6000名日军蜂拥而至向前冲锋。没有戴防毒面具的国军战士们纷纷中毒，但仍坚守在充满毒气的阵地里。他们与戴着防毒面具的日军展开生死搏斗，新墙河上漂满了浮尸，鲜血染红了河水。激战多时，终不敌日军，被迫撤退。国军第60师撤到汨罗江新市南岸一带集结。

　　9月26日，原本退到汨罗江一线的国军，依薛岳所定作战计划缓缓退后，这并未引起日军的怀疑，日军第3师团不知是计，一路向前进逼湘阴，第3师团前进到栗桥，第13师团直抵福临铺。国军一路佯装败退，实际在配合友军随时准备“瓮中捉鳖”。到10月2日，薛岳一声令下，以逸待劳的国军终于开始全面反攻，猛烈围攻日军，毫无准备的日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据何应钦《八年抗战》的描绘，我军跟踪追击，加上当地武装民众群起协同作战，敌人望风崩溃，死伤4万人上下。到了10月6日，我军恢复阵地秩序，并继续朝岳阳进攻。

　　“长沙会战碑”碑文所记：“鏖战二十四昼夜，遂奏肤功，歼寇四万，长驱三百里。”蒋介石得知后，喜出望外，在一次演讲中说：“自从月初湘北战争以来，我国抗战局势，已临到胜利的一个大转变，国际外交形势，亦随之一天一天好转。”

　　但是，第一次在长沙受到重挫的日军并没有放弃侵吞我领土的野心。1941年9月，日军卷土重来，出动陆海空总兵力12万余人。此战日方吸取第一次长沙会战战线过长、补给不畅的教训，强拉中国民夫15万人修筑从湖北通往长沙的道路，以疏通战时运输线。

　　第二次会战前，薛岳就判断：日军吃过瓮中捉鳖的苦头，第二次打长沙一定会采用新的战术，他断定日军一定从湘北方向单刀直入。不出所料，日军主力从湘北进攻。薛岳灵活运用他拿手的“天炉战法”--薛岳把大部队预置于侧翼，只是以非主力兵力与日军接触，假装正面抵抗，且战且退，引诱日军主力进入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一带。一直到日军先头部队已逼近长沙，日军便衣队甚至渗透进长沙市区，薛岳率领的国军主力仍隐忍不发，按兵不动。

　　9月29日子夜，日军第4师团、第13师团先头部队正准备包围长沙城郊，薛岳突然发动攻击，如同拉满弓弦突然将箭射出。他命令预先埋伏的两个军向日军发起猛攻，另两个军由浏阳河两岸攻击日军的侧背，然后调动5个军向万家铺、新安铺之线急进，在日军撤退的必经之路设伏。

　　9月30日，薛岳再出招，命令第11、12挺进支队紧急将杨林街、长乐街道及新墙市道彻底摧毁，以此斩断日军退路，合围态势形成。10月1日，薛岳下令总攻，以逸待劳的国军将士奋勇向前不断冲杀，一直处于急行军状态的日军早已兵疲马困，渐渐不支。在战斗间隙，只要稍有休战调整的机会，日军往往倒地就睡。而此时却是薛岳的国军敢死队大显身手的时候，许多日本人尚在睡梦中，便被国军敢死队员手刃。日军夜里不敢睡，白天精神不济，作战时昏昏沉沉，不断遭到国军的追杀及沿路的游击袭扰。日军在“天炉战法”的熔炉内再也无法组织有效反攻，最终溃退而去。

　　薛岳的“天炉战法”在长沙会战中大显神威。冈村宁次亦不由得发出“撼山易，撼薛将军难”的哀叹。第二次长沙会战虽然获胜，但由于敌众我寡，国军损伤仍然很重，堪称“惨胜”。据薛岳提供的数字，我军伤亡59000人以上，日军死伤4万余人。

　　1941年12月19日，珍珠港事变发生后的一个多星期里，日军不甘心前两次无功而返，又趁珍珠港奇袭大胜的势头，再次发动第三次长沙会战。战前薛岳向官兵下达命令：“第三次长沙会战，关系国家存亡。岳抱必死决心、必胜信念。”此会战持续29天，国军伤亡官兵29217名，日军遭逢更重大的惨败，伤亡万余人，据说光是清理战场时焚烧的尸体就烧了好几天。这也是抗战以来的大会战中，日本死亡人数首次超过中方的一次。

　　1942年1月24日，薛岳因为几次长沙会战赢得了军人的最高荣誉，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蒋介石称：“长沙会战大捷之意义非比寻常，予敌人战略之打击也影响深远，尤其薛长官以下各军、师、团、营、连长，以迄全体官兵人人抱定必死的决心，才能缔造此一光荣之胜利，不仅可以告慰全国民众，而且也可以告慰世界友邦。”1946年10月10日，美国向薛岳颁发“自由勋章”，表彰他在抗战期间的卓著战功，薛岳享誉中外。

　　薛岳退居台湾后，历任“总统府战略顾问”、“中国国民党改造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和“行政院政务委员”等职。蒋介石一直对他很尊重，薛岳性格耿直，有人亲眼见他与蒋介石争吵后拂袖而去还碰倒一个花瓶，蒋介石对脾气上来的薛岳也无可奈何。蒋经国上台后对薛岳更是执礼甚恭。薛岳在台安度晚年，多半闲居在台湾南部嘉义乡间，过着闲云野鹤、与世无争的半隐退日子。1998年5月3日，他在台湾因病逝世，享年103岁。

　　薛岳将军戎马一生，大丈夫气概义薄云天，不愧为人中豪杰、国之英雄。后人评价道：英烈匆匆过，功绩代代传。民族大义在，中流砥柱魂。传奇人生百余载，功过留与后人谈。国有伯陵战长沙，便得猛虎守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