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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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
当阴影消逝,驻留的光将成为另一道光的阴影
马利亚之母亚拿 我女儿的儿子耶稣,是于一月份降生在拿撒勒的。耶稣出生的那夜,我们家来了几位东方的客人。他们是随着米甸的商队前往埃及而途经埃斯德赖隆的。他们没有在客栈找到住处,就来到我们家寄宿。
我迎候了他们,并说:"小女今夜刚生儿子,我对你们招待如有不周,务请包涵。"
他们感谢我的接待。用过晚饭后他们说:"我们想见见新生的孩子。"
马利亚的儿子形容可爱,马利亚也是楚楚动人。
波斯人一见到马利亚和孩子,便从行囊里掏出金银、没药和乳香,献在孩子的脚前。
然后他们就俯伏,用我们听不懂的语言作了祈祷。
我引他们去备好的卧室时,他们走路时似乎还在对刚才的所见大为敬畏。
到了早晨,他们向我们告辞,继续往埃及赶路。临别时他们告诉我:"孩子虽然方生一日,但我们在他眼里看到了上帝的光,在他嘴上看到了上帝的微笑。"
"我们恳请你好生照看他,将来他会照看你们全体的。"
说完,他们跨上骆驼,从此我们便没有再见过他们。
与其说马利亚为新生儿欢喜,倒不如说她满怀着惊奇和诧异。
她总是久久地看着孩子,然后扭头从窗口凝视着远方的天空,仿佛看到了什么幻象。
我们两人的心似有山谷相隔。
孩子的身心都在成长,他与别的孩子不同,性情幽独,不易支配,我也无法加以控制。。
然而,拿撒勒一地人人喜欢他,我不用想也知其中缘由。
他时常拿走我们的食物送给路人;我给他的甜食,他自己未及品尝,就送给别的孩子。
他攀上我家园里的果树采撷果子,却从不是采给自己吃。
他和孩子们一起赛跑;有时候,因为他脚步更快捷,他便放慢步子,让孩子们先达终点。
有时当我带他上床,他说:"告诉我母亲和别人:睡眠的只是我的身躯,我的思想却与他们同在,直到他们的思想光临我的早晨。"
童年的他还有许多奇异的言论,但我已经老迈,难以记清。
而今人们说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如何能相信呢?
我依然听到他的笑声,听到他在身边跑动的脚步声;每当我亲吻女儿的脸颊,他的芳香又沁入我的心里,他的身体似又充满我的怀抱。
但我的女儿却不对我谈他的初生儿,这岂不奇怪?
有时候,我似乎比女儿更为强烈地思念他。她在白天像铜像一般仁立着;而我的心却已融化,变成溪流。
或许,她知道我不了解的秘密。但愿她也能告诉我。
被称为推罗的演说家的亚萨 我如何评说他的讲演呢?或许是他身上的某些东西赋予他打动听者的力量,因为他容貌俊美,明媚的目光辉映在他的脸庞上。
男人女人注意他的外形,胜于聆听他的言辞。但他的话中总有一种精神之力,这种精神控驭着听众。
我年轻时曾听过罗马、雅典、亚历山大各地演说家的讲演,但年轻的拿撒勒人和他们都不相同。
那些演说家通过遣词造句的技巧来吸引耳朵。而当你听他演说,你会心驰神往,进入一个从未见识的境界。
他会讲述一个故事、一则寓言,都是在叙利亚闻所未闻的。他仿佛用四季编织了这些故事、寓言,一如时光编织了岁月与年代。
他在故事开头时会说:"农夫前往田地播洒他的种子。"
或是:"从前有个富人拥有许多葡萄园。"
或是:"一位牧人在黄昏时点数羊群,发现丢失了一头羊。"
这些话语将听众带回纯朴的自我中,令他们追溯起往昔的时光。
在内心里,我们都是农夫,都爱葡萄园;在我们记忆的草场,也有一位牧人和群羊,还有丢失的羊只。
我们心中还有犁烨、榨酒器和打谷场。
他知晓往昔的我们从何处发源,也知道现时的我们由哪条长线织就。
希腊、罗马的演说家向听众谈论思想所能看见的生活,拿撒勒人讲述的则是索绕心灵的一种向往。
那些人看待生活,只比你我略为分明;而他却藉上帝的灵光洞察生活。
我常常认为他对人群的演讲,犹如高山向着平原在作演讲。
在他的言辞里,蕴蓄着雅典和罗马的演说家们不曾拥有的力量。
独立与红毡帽 不久以前,我读了某位文学家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愤然而起,对叙利亚开往埃及的某一条法国轮船的船长和船员表示抗议。因为当他在餐桌边就座时,这些人曾强迫他或试图强迫他摘下他的红毡帽。众所周知,在天花板下脱帽本是西方人的习惯。
这一抗议令我吃惊,因为它向我表明,东方人对其个人生活中的某种象征是多么执着。
我佩服这位叙利亚人的胆量,就像我有一次曾对一位印度王子表示钦佩一样。那次我邀请他出席观看意大利米兰城的一次歌剧演出,他对我说:“如果你邀请我去访问但丁的地狱,我会随你欣然而往。但我不能在一个禁止我缠头巾和抽烟的地方落座。”
是的,我看到东方人执着于他的某些信条,即使对他的民族习俗的某个影子也紧紧抓住不放,这使我惊讶不已。
不过,我的这一惊诧不会也决不可能抹掉它后面的那些与东方人的本性、东方的种种嗜好与说法相联系的粗鄙事实。
这位认为在洋人轮船上脱掉红毡帽是件难事的文学家,如果能够想到,这一高贵的红毡帽本是在一家洋人的工厂里造出来的,那么对他来说,不论在任何地方,任何一条洋人船上,脱掉毡帽都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了。
假如我们的文学家想到,在区区小事上的个人独立性,过去和将来都取决于科技独立和工业独立这两大独立的话,那么,他就会顺从他不声不响地摘掉红毡帽。
假如我们的朋友想到,精神上和心智上均受奴役的民族,是不能靠她的衣着、习俗成为自由人的。
假如他想到了这些,他就不会写他那篇抗议文章了。
如果我们的文学家想到,他的叙利亚祖父,曾乘着叙利亚船,穿着叙利亚人手纺织缝制的衣服,航海到埃及,那我们的自由的英雄,就只能穿着国产的衣服、只能乘着由叙利亚船长和叙利亚海员掌舵航行的叙利亚船去埃及了。
我们勇敢的文学家的不幸,就在于他反对结果而未曾注意到原因,故在赢得本质之前已被偶发现象所控制。这是大多数东方人的情形。他们不愿意做东方人,----在无聊琐碎的小事上除外,与此同时他们却以他们从西方人那里模仿来的东西为荣,那些东西既不无聊,也不琐屑。
我要对我们的文学家和所有戴红毡帽的人士说:你们何不用自己的手去制作你们的红毡帽,然后在轮船的甲板上,或在高山之巅,或在幽谷深涧,去斟酌如何处置你们的红毡帽呢?
上天有知!这些话不是为红毡帽而写,也不是为红毡帽在天花板下或银河下是脱是戴而写。上天有知!这些话是为一个比所有红毡帽都久远的问题而写;这个问题悬于每个人的头上,悬于每个颤抖的身躯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