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州老陈的四季歌

我这一辈子，在学校里接受了十几年堪称失败的学历教育，成绩一般，学校却换得不少。单是初中，就读过三所学校。其中，初二的第一学期，这半年是在桐州中学读的，每天在村里晃晃荡荡的，认识了不少桐州人，其中包括老陈。

老陈是个普通的农民，但是我估计，干农活不是他的特长。因为他是个小贩。在桐州这样纯粹的乡村地带，只有不合格的农民和懒得干农活的汉子，才会去做小贩。从我们学校组织去秋游的时候起，老陈每天都会背着一把甘蔗到学校门口来卖。“一把”是个数量词，十根甘蔗捆在一起算是“一把”。

每天老陈把甘蔗解开，摆放在校门口，等着我们下课，光顾他的生意。因为我们兜里的零花钱太少，所以老陈的生意也做得十分局促。期待中的下课铃响过，我们跑到小便处排了个队，来不及洗手，先涌到老陈的甘蔗摊前买吃的，让老陈栾甘蔗。那时甘蔗的价格是一分钱一寸，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问题是一株甘蔗，从头到脚，质量相差挺大，甘蔗顶太嫩太淡，生尿臭；甘蔗踵太硬，咬不动；中段最好。每个人都希望老陈把中段栾给自己。老陈当然有自己的主张。他在栾甘蔗顶和甘蔗踵的时候，一般会栾得长一点，中段就栾得短一点，给大家一个公平。

许多年之后，我在中共永嘉县委宣传部工作时，和同事丁公值提到栾甘蔗的往事，老丁感慨万千地说：“人生就像一株甘蔗，少年时这段太嫩太淡，生尿臭；中间这段最好的，被人啃了；后边这段老踵太硬，咬不动，被扔到角落里，没人理睬了。不管富贵穷通，终究是一个悲剧。”

我从宣传部调到文联工作后，老陈也转移阵地，把生意做到上塘来了。由于我把家安在了瓯北，每天都是早出晚归，赶到上塘来上班。吃过午饭，我喜欢到上塘街头溜达，既有助消化，也愉悦心情。于是，上塘这个地方的一年四季，统统扑到我的眼睛里来了。每年春天，生活的中心内容是一种叫作“物资交流”的大型民俗活动。到了夏天，街头有三三两两的小伙子结队游荡，他们习惯脱了汗衫掼到肩头，光着上身在街头巷尾晃悠，他们的汗衫一律是黑色的。秋天来临的时候，道路开始翻修，流浪狗在人丛中忙碌地穿梭。整整一个冬天，机关单位在准备迎接考核，市民们在备年货，算收成，你请我吃饭、我请你喝酒。于是在宾馆的墙角，我看到了老陈。

老陈老了，黑了，瘦了。他龟缩在墙角，一句话也不说，眼睛骨鲁鲁地四向乱转。他脚边歇着一副箩担，那明显是他的“饭碗”所在了。我留心看了一下，里头装满了石榴。老陈明显认不出我了，他见我对他的货物感兴趣，试探着对我说：“老司，这是云南运回来的白石榴，味道可好了，买点尝尝噢。”我想起了从前做中学生的日子，对眼前这个人产生了莫名的亲切感，故意跟他开玩笑：“噢，原来你是云南人啊！”  老陈可不是傻瓜，脸上立刻堆满了笑，说：“你这个老司真会开玩笑。我说的是满口楠溪话，你怎么会听不懂呢？我儿子在云南做生意，运了几框白石榴给我，我舍不得吃，就运到这里卖了。你来几斤吧，卖完就没啦！”

我称了几斤白石榴，照顾了老陈一回生意。第二天，我又去宾馆门口称了几斤。第三天，我跑过去称石榴的时候，老陈的箩筐还是满满的。老陈有点察觉了，挤眉弄眼地问我：“老司，这白石榴中你的意吧？”我说：“是啊是啊。你的儿子很孝顺啊，他是不是从云南给你运了一火车皮白石榴啊？”老陈开心地笑起来，问我：“你也是大若岩镇的人吧？口音跟我这么像！”我就跟他说实话了，我说：“我是蒋山村的。在桐州中学读书时，买过你儿子从云南运过来的甘蔗。”老陈非常愉快地说：“哈哈，原来是自己人啊！”为我称好石榴后，他又另外抓了两个大的放进去。

过了一段时间，老陈又实行了战略转移，把摊子摆到了县府对门的屿山山麓。这回他卖的是“野生甲鱼”。长期以来，县政府的干部们有个习惯，每天午饭后都要结伴去爬爬屿山，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颐养身心。因为生活这么稳定，大家都比较注意养生，谁不希望退休后还能多领几年退休金啊？老陈对我说，他的“野生甲鱼”就是准备卖给这些干部的。然而他失算了。因为干部们久经三场，研究的就是这门吃的学问，天生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哪一样能从他们的口里漏掉？野生黄鱼、野生穿山甲、野生龙虾、野生河蟹、野生甲鱼，那一样能从他们的手指缝逃走？几位年青干部走过老陈的“货摊”时，提起甲鱼察看一番，爬山去了；有几位老科长路过，远远看了一眼老陈的甲鱼，扭头就走了。

老陈叹了口气，转而卖起了“奉化水蜜桃”。桃子的生意不错，毕竟不是高档水果，老百姓都吃得起。夏天的时候，老陈又买起了“野生河蟹”。秋天到了，老陈在卖“新疆大枣”。一年四季，我总能遇见老陈，每次我都会照顾他的生意。我一边尝着新疆大枣，一边跟老陈开玩笑：“老陈，你儿子到新疆做生意去啦？他寄给你的这些大枣，你可别全部卖啦！多少留一点自己吃噢。”老陈浅笑着说：“有的，有的。”

又一个寒冬来临的时候，老陈在大会堂旁边卖起了“槐花蜜”。我一向胃寒，很少喝蜂蜜，所以就远远地站在一旁，看老陈做生意。每当有顾客经过老陈的“货摊”时，老陈总是很热情很卖力地向他们介绍：“老司，这槐花蜜是我儿子从山西寄给我吃的，我舍不得吃，要把它便宜卖了。货存不多，要买趁早噢。”

“槐花蜜”卖完之后，好长一段时间不见老陈的踪影。我有点想他了，每天午饭后，我扩大散步范围，特意到屿山脚下、宾馆门口、大会堂门口绕圈，都看不到他的影子。终于某一天，有位桐州中学的老同学到我家里来叙旧，我问起老陈的情况，他惊讶地说：“你遇到他啦？有没有受骗啊？”我听了，比他更吃惊，我问他：“你为什么这么说？老陈为什么要骗我？”老同学叹了一口气，对我说：“老陈结婚时，是计划生育政策最严格的时候。他生了两个女儿，被结扎了。当时想儿子都想疯了。可能是结扎手术的技术不好，他被扎坏了，基本丧失了劳动力，据说连那个能力都没有了。两个女儿都出嫁了，家里没有劳力，所以只好到水产养殖场倒些甲鱼、河蟹去上塘卖，说是野生的，专骗城里人。”

我听了十分难过，我不是为老陈卖假货而难过，我是为他只能卖假货而难过，我是为他要假托儿子的名义来卖假货而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