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理想主义者的奋斗

一组拍摄于四川宜宾市政府门口的照片，在于建嵘的微博上引来网友的上千次转发——照片显示，一些上访人员正在躲避追截。此事继而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发布照片的人，又在一次给一个中央机关处级干部班的讲座上，播放了宜宾市执法者殴打上访民众的录像。学员们均表惊讶，有人言称，下次遇到宜宾市来跑项目，坚决不给！

这样一个“上通下达”的人，就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

湘南 城乡流浪

爷爷要死了。他是一个裁缝，也算是本地有一点影响力的秀才，家里有很多地。爷爷死的时候，父亲还很小，不久，奶奶也死了——父亲那时才十几岁，就成了一个孤儿，没有人管。

父亲就到外面流浪，有一次打架后，他逃到了山里面，碰到了湘南游击队，就参加了游击队。解放之后，他就算是参加了革命，就做了一个小干部。母亲那个时候在团委当保姆，他们结婚之后，父亲被调到衡阳，做了一个县团级干部。

“文革”时，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发生摩擦，把地方武装视为土匪，挖出了我父亲的“土匪”历史，就再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抓他坐牢，就是把他晾起来。1967年，我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下放到了农村。

父亲是那样的身份，村里没有人愿意让我们留下。冬天，他们偷走了我们家的棉被，就是为了将我们赶走。母亲没有办法，就带我们流落到城里，成了黑户（指“文革”期间没有户口的人），没有布票、没有粮票，没有吃，没有住的地方，很可怜。

有很长一段时间，母亲去粮站免费帮忙打扫卫生，就是为了在扫地的时候搜集米袋里漏出来的米粒。她也会到黑市去买红薯回来。有些人说某样东西小时候吃多了，现在都不吃。而我小时候主要吃红薯，现在还是特别喜欢吃。

衡阳 黑人记忆

我8岁的时候，父亲托朋友帮忙，送我去上小学。母亲没有布票，就去讨了一个麻袋，花几毛钱请裁缝给我做了一件衣服，那人眼睛瞎，衣服口袋一个缝在里面，一个缝在外面，但那是我当时最好的衣服、穿着它我就上学去了。

班里有个同学是班长，他认出我——我们刚搬进一家木板房地下的窝棚里，他住在木板房里。他说：“他怎么到我们班来了？他是黑人！”老师不在，他们就把我往外拖。我拽着桌子不愿意走，缝在外面的那个口袋勾住了桌子，拉扯之下，我唯一的好衣服被撕烂了。

他们把我拖出去，我蹲在学校外面痛哭。父亲来了，他说他刚好路过。其实学校在很偏的一条马路上，我想他可能是特意去看我，他摸着我的头流泪，很难过。那是我唯独一次看到他流泪。从此以后，无论如何我都不愿意到学校里去了。

因为没有户口，没有人敢租房子给我们，我们到处流浪。到后来，全部的家当就是一口锅、两床被子，母亲用一个平板车一拉就走。

我们之所以生存下来，很重要的原因是我父亲虽然是个“坏分子”，自身难保，但因为他当年很讲江湖义气，再怎么倒霉，还是有朋友愿意帮忙。不然的话，当“黑人”的那种感觉……“黑人”身份对我来说，整整8年，从6岁到14岁。这决定了我今天的许多选择及性格。由于没有布票，我小时候基本上没有穿过什么像样的衣服。所以我说我是奥巴马。

1974年，我直接上高一了，我不懂拼音，也不懂数理化，但好在正规读过小学的人也不懂这些。1976年，父亲被平反，但7个月之后，他就死了。如果不死的话，可能就当上了大官。但他一死，事情就麻烦了。因为母亲的工作还没有安排，母亲对这个事情总是耿耿于怀。我说，算了，我考上大学之后，肯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大学 母亲的荣耀

我考上湖南师范学院，成大学本科生了，牛得很，工作转正之后可以拿到54块5毛钱，而大学生是可以预支工资的。我母亲高兴得不得了，她说这是她一生中感到最荣耀的事情。

上大学的时候，我17岁。母亲的工作是给别人刷酒瓶，她没有钱送我去学校。一个人去的第一天，把我吓坏了。父亲有很多战友，都是很讲义气的人。省公安厅的一个人到火车站去接我，我听到有人喊：“衡阳来的于建嵘！”我一看，是个警察，吓得我要尿裤子了！我年龄小，从小又被抓怕了，我说我没有犯罪。他说：“我是来接你的。”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衡阳日报，天天写社论。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有一年多没有工作，就干脆当律师去了。我当律师比谁都简单。

有一个礼拜六，我和几个朋友到湘江边散步，走到师范学院门口，看到告示说要招考“律师工作者”。那个时候，政府想通过招聘建立一支律师队伍，我去面试取得培训资格。

我什么都没学过，就去考试了。司法局的人在那儿让我们填表，他们一看我是大学本科生，眼睛一下子就亮了。他问我：“你懂法律吗？”我说：“法律还不就是那么一些事情吗？”

他问了一个问题，最有意思，考倒了一大批人：“如果有三个人赌博，有两个人输钱了，输的人就合伙对付赢了的人，把钱从他那儿拿回来，你说这是一个什么行为？”

我们是脑子动得多而快的人，我说：“抢劫！”他马上问：“抢谁的钱？”如果我说抢赢了的人的钱，那我就是认可了赌博的合法性。我们这种学哲学的人马上进行逻辑分析，我说：“这是抢国家的钱。”他说：“怎么是国家的钱？”我说：“国家待没收的钱。”考官把桌子一拍：“就是你了！”

海南 赚钱不是目的

我是中国第一批取得律师资格证的人。第一年，我挣了150多块钱，给母亲买了一件呢子大衣。我天天帮别人打官司，到处赚钱，几年下来，就挣了12000块钱。那个时候，一般人一个月挣50块钱，我有20年的工资了，我不怕，我觉得我可以下海了，就带了12000块钱去海南。

靠替人要账，在海南我得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万，激动得一个晚上没睡觉。那种兴奋的感觉，后来永远找不到了。我打电话给母亲，她说：“你不要做，那是犯法的事情！”做了一年多，我发现钱好赚，就和几个朋友一起干，有一次给别人写一页纸的法律文书，就赚了60万。

我们几兄弟赚到1000多万的时候，我认为我赚的钱一辈子都用不完了。我说我不干了，没意思。他们不同意，我坚决要分钱。拿到200多万，我卖掉旧车买了一辆马自达，又买了一个2万多块钱的大哥大，还办了一张银行卡，开始云游全国。

武汉 找到目标

我考上大学离开家乡时，就曾经发过誓，先解决生活问题，但我这一生的目标是：1。搞清楚是什么把一个黄皮肤的孩子变成黑人；2。要想一切办法使我们的后代，再不这样被人为地变成黑人。

所以，我赚钱之后坚决要分钱。我当年赚钱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获得自由，因为没有钱就没有自由。离开之后，有两年的时间，我心中有想法，但没有目标，四处走走。后来，有人建议我找华中师范大学的老师徐勇。徐勇接到我的电话，很怀疑：这个家伙，是干什么的？

他和我谈过之后，说：“你应该读博士。”我说，我一辈子没想做这个事情。他说你不对，你一定要继续读书，一定要进入体制，否则你就只能是个江湖郎中。我就去学校跟徐勇待了一年，但我不住学生宿舍，住外教楼，60块钱一天。咱有钱，牛得很！

我考了徐勇的博士，他不准我走，让我老老实实待着，那一年我吃苦了，看了好多书。第二年，徐勇说你不能在学校待了，必须去做调查。这是徐勇对我的两个最大的启示：第一，必须读书，必须有身份；第二，你必须做调查。

我开着车沿着毛泽东走过的路走了一遍，花了一年的时间，再回来写论文。调查的时候，我哪一天见到什么人都有记录，我们做律师的人喜欢做记录。那时候没有微博，要有微博的话我天天发微博。调查完了之后，论文写了3个月，我获得了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全国评定第一名。

北京 追求理想

我起先是到农科院去做博士后，导师是个特别讲究的人，而我特别不讲究。他还有一个女博士后。我每次去见他，他都训我：“你怎么鞋子也不擦？衣服穿得破破烂烂的，怎么不去买件新的？叫你师姐好好教教你！”说得我火大。后来有了机会，我就去社科院了。

2003年10月，我们几个住在通州的社科院博士后，听说宋庄有几个画家，就去玩。在小堡村我们见到了一位正在做饭，好像生活很艰难的画家。别人却告诉我，这位画家毕业于中央美院，在老家有一所很大的美术学校，是位千万富翁。我们都不相信。

这位画家却告诉我，千万富翁是真的。他为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才离家出走，自愿过这种生活。我问：“在家也可以画，为什么要离家？”他说：“画画就是画心，在我心目中，小堡村是先锋艺术的前沿阵地，一走进这个村，就像戴上红军八角帽，手握钢枪要冲锋了。”说完，他泪流满面。

我惊喜万分，激动不已。这种理想主义者的自由生活，不正是我追求和寻找的吗？我问：“还有小院出售吗？”他告诉我，附近有个画家刚搬走，有一个院子出售。我赶紧联系，房主见我急要，开出当时的天价12万5千元。我当场就买下了房子。

小院装修完总共花了30多万。老师一直骂我：你是搞土地研究的，还不知道这个房子不能买吗？将来它会被拆。我说：管他，不就是个房子吗，拆了再说。只要我过得高兴，愉快，我就买！

小堡村有个画家，说：“通州是北京的，宋庄是中国的，小堡村是世界的，我们是人类的。我们为人类画画，不为人民币画画。”这有些像疯话。但我却感到了他们的智慧和勇气。

过去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但不是为了记恨什么，我有我的目标，我为此奋斗了近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