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上来的海人

阿拉是1960年戴着右派帽子来到小镇的。他的祖父年轻时从小镇到上海滩讨生活，孙子阿拉从上海回老家改造，岁月又一个轮回。

那时的阿拉三十出头，细皮嫩肉，高个子，留着背头，穿身细格子培罗蒙西装，三接头皮鞋，虽然神态沉郁，但时尚衣着在小镇上很抢眼。小镇人听他一口“阿拉”长“阿拉”短的招牌话，日后便以“阿拉”称呼他。

居委会在分配阿拉做什么活时曾犯过难。阿拉打扫厕所，担着半桶水走一步晃三晃，裤子湿半截；他去扫街，划拉起半人多高的竹柄扫帚像在画画；当茶馆伙计，铜水壶续水颤悠悠倒水，常烫伤茶客手脚。茶馆的老根不看阿拉笑话，念着上辈与阿拉家的交情，安排他做收钱算账的活。

茶客们嚼山海经，扯到袁世凯当了几天皇帝，慈禧的墓被谁挖开，每每争执不下，阿拉嘀咕一声就见分晓。阿拉的住屋放着一只“三五”牌台钟，除了“铛铛铛”的报时声，还有梅雨般缠绵的小提琴曲。

阿拉纤长的手指在“百灵”牌小提琴弦上跳跃的姿势以及眼角渐渐流出的泪水，引来许多人看稀奇。阿拉的才情让系着黑围裙、蓬着一头乱发的老根和伙计们很长面子，他们说：那个上海人啊，文绉绉像个说书先生！

茶客们带些鲜活鱼虾蟹鳖到镇上卖，换几个茶钱。阿拉近水楼台先得月，隔三差五买来饱口福。他会酎着性子，将十月蟹蒸熟后剔出蟹肉，拌豆腐包馄饨吃。热汤中捞起的馄饨透出白生生的蟹肉馅，清汤上飘着白花花的猪油和生青碧绿的蒜花，香气扑鼻，鲜美无比。阿拉一个月28元工资，吃喝加两天一包前门烟，寅吃卯粮，到处借款赊账。

有一次，阿拉几天没到茶馆，心生疑惑的老根寻上门去瞧究竟。只见阿拉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追问之下老根才知道，阿拉因手头短缺，又借不到钱，已断顿好几天了。老根跺脚骂道：你个馋鬼！贪吃图快活，过个有袜筒没袜底的烂日子。

阿拉肺不好，时不时气急咳嗽，每到黄梅阴雨天愈发发病频繁。茶馆几个老伙计，轮流为他端热汤热水，还寻来秘方，借着热炉灶，熬胎盘汤给阿拉补身子。

镇上人家的日子紧巴，但凡有红白喜事，总会让小孩子去叫阿拉吃一杯酒；四时六节，谁家包了粽子，蒸了黄松糕，腌了咸蛋、雪里蕻，也会让小孩子送些给阿拉尝尝。小镇人知道阿拉与妻子断了关系，病病歪歪一人生活，不容易。

总有十个寒暑吧。镇上有过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阿拉曾被剃了阴阳头，颈项上挂着小黑板，踉跄着步子游街接受批斗，苍白的脸上淌着绿豆般的汗珠。老根不住叹气，寻个生“痨病”的借口，把阿拉保护起来。

在小镇人排演京剧《沙家浜》时，阿拉去教戏，吴传魁、刁德一、阿庆嫂的唱词，连五音不全的坳根也能哼哼几句。阿拉的培罗蒙西装已穿得皱皱巴巴，沾满脏兮兮的茶垢，清瘦的脸上胡子拉碴，但他腹中纵贯古今的故事，带给夏夜纳凉的孩子们一个又一个五彩斑斓的梦。

上世纪80年代初，阿拉被一辆轿车接回上海。

后来，小镇人开始办乡镇企业，镇服装厂从为上海厂子贴牌加工到自主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据圈内人士讲，这得益于上海一位服装名师的关照，那人曾下放到过小镇，茶馆的老根和左邻右舍给过他很多恩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