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创业成长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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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的着作《野蛮 》中对于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状态的描述是:“其实我更 用疯长的野草来形容,我喜欢那种状态,如野草般强韧,疯狂地成长,恣意地蔓延, 地扩张,好不快慰!”这种疯狂成长的背后,是被压抑的激情和喷涌的 力,表现出一种不瞻前顾后,无知无畏的痞子 。
冯仑是 ( )的好 ,他评价新东方时说道:“新东方的成长秘诀:三流文人+痞子精神”。
对于冯仑的评价,俞敏洪笑说那不光是指新东方,任何做成事情的人都必须这样。如果是一流文人,早就搞学问去了。“不能说我就是这样,但是这个意思我懂。”
痞子精神,指无知无畏的精神。俞敏洪同事、新东方的李杜讲得幽默而到位:“老俞被北大处分,作为三流文人,既想保留文人的体面,又缺乏一流文人的风骨,不敢自沉未名湖。于是退而求其次,唯有辞职,落草为寇。此谓置死地而后生。”俞敏洪的“痞”是一种被逼无奈后显出的狠劲。“京城名痞” 说,“痞子坦荡荡,老师常戚戚。”不管怎样,教师、痞子和 ,风马牛不相及的名词,就这样被搅和在了一起。
当初俞敏洪之所在 在北大教书,除了北大有他向往的自由精神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
我对中国这个社会比较的害怕,因为我从来没有到社会上摸爬滚打过,我不知道走进社会以后怎么样来梳理这个社会。
然而当俞敏洪在北大教书六七年,甚至想把终身都献给北大的时候,他却被北大踢出了象牙塔,不得不在社会上谋求生路。俞敏洪说,“北大踹了我一脚。当时我充满了怨恨,现在充满了感激。如果一直混下去,现在可能是北大英语(论坛)系的一个副教授。”
文人不愿甚至不屑从事具体工作,总会沉醉于 的 之中,是人们对于文人的印象。文人似乎 较高的智商,但情商却很低。而文人欲从商,先过这一关,必须将智商和情商完美结合。
在20世纪90年代初,文人对商业的认识往往是两眼一抹黑,而且当时的市场环境也远不如今天规范。办企业,求生存,图发展,就意味着必须要跟社会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对于直接从北大象牙塔走出来,社会 基本为零的俞敏洪来说,这无疑是一堵迈不过的墙。
“( 初期)这个阶段对我的最大挑战是,(我意识到)我不仅仅是一个教书匠了。我发现马上面临(着)好多我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当我们面对这些公务员的时候,我就不知所措。我知道 心里在想什么,但我很难知道这些公务员心里在想什么,以及他们 我做什么。”
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再加上中国社会五千年文明的复杂性,以及中国在表面的规则下面充满了潜规则,一 要想深刻理解中国社会是很艰难的。所谓的潜规则就是没法用文字来表述,但是人们期盼你到了某个场合,某个场景就必须那样做的种种社会陋习。比如说你到一个地方去当官,人们就期待你请客吃饭,你到了当地,必须拜访各种地方名流和官吏,但是这种期盼并没有写成文字,只是在人们的心里。当你的行为不符合人们的期盼的时候,你就违反了社会的潜规则。
由于中国社会文明发展了几千年,所以潜规则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表面的 规则。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生存并且得到 ,那么他就必须同时了解潜规则和表面的游戏规则,这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艰难的过程。
俞敏洪为了要办学校,去跑执照的时候,已经显示出了其痞子劲。
我就开始跑执照,由于我不合格,因为这个得需要原 同意,大家都知道中国法律既有好处又有坏处,好处就是因为有弹性,下面执行者和行政管理人员有主动权,由于当时有这样规定,我没有资格领到办学执照,最后我想如果海淀区 局发社会办学力量大权的人如果变成我的朋友就可以拿到执照。当时我既没有贿赂能力也没有金钱,当时我就非常坦诚,做得比较谦虚,我每个礼拜都会到教育局去一次。他们当时搞不明白我要干什么,四个月以后我觉得和他们混得比较熟了,我跟他们说我要办自己学校,结果他们说这个不合格那个不合格,后来他们说看你这个人好像不会做出坏事来,后来给我一个半年的试营业执照,如果半年之后不合格他们就把我这个执照没收,就这样我就拿到这个执照,我就搞了一个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后来觉得东方不错,就加了一个新字。
在创业之初,他经常一个人满大街贴招生广告。数九寒天,俞敏洪手中的糨糊经常都结成了冰。有时他实在冷得受不了了,就掏出揣在怀里的二锅头抿上一口,然后继续把广告贴下去,“实际上,身体上的痛苦还能够忍受,但精神上的挫折却几乎让我丧失信心”。
与各种职能部门打交道的过程和办学是两码事,曾经让俞敏洪经历了很长一段 的痛苦。文人从商最大的难处,俞敏洪认为是:
“ 原有的 ,摆脱文人处事酸溜溜的作风,不要对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太敏感。如果一个人特别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做生意就做不成。在某种意义上,商人脸皮要厚,因为他要遭受挫折、 ,要被人看不起。”
创业起步时,在北京中关村二小一个10平方米、漏风漏雨的违章建筑里,俞敏洪除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以及冬天还未刷完小广告就结冰的胶水桶,什么也没有。当时,俞敏洪是每天早上刷上广告,下午,俞敏洪夫妇俩就在 虔诚守候,盼望着来报名的学生。
俞敏洪在办公室守了一个多星期。人来了不少,但是都看看四周,看看报名册,然后又走了,任凭俞敏洪好说歹说,只有三个学生报了名。原来人们有一种从众心理,当时俞敏洪的教学环境并不好,而且报名册上几乎没什么人,人们自然心存怀疑,不会将钱顺利交到俞敏洪的手里。
刚开始学生来的时候我分成很多班,招生的时候学生一看到报名册子上面一个人都没有,问问就走了,后来我在每一个班报名册前面写上三十个假名字,很多人一看已经有30个人,我作为第31个也没有问题,后来有人问我你这个算不算商业欺骗行为,我说不算。我说这只能叫做商业运作测算。因为后来我们上课的时候学生确实得到实实在在满意的教学质量。
为了赢得学员的信任,俞敏洪不得不“违心”地在托福、gre所有报名册上各填了30个假名字,以招揽那些对他将信将疑的学员到他的学校来。俞敏洪这招果然很灵验,报名的人逐渐变多。可以看出俞敏洪当年还是有一定的商业头脑的。
1992年的时候,俞敏洪招的学员越来越多,别的培训机构的学员就越来越少。 对手急了,先是大面积覆盖广告,后就变成了与俞敏洪的学校互相争执,最后就干脆拿着刀子在那个广告柱(电线杆)边上等着,俞敏洪一贴(宣传单),对方当场就撕,还把俞敏洪手下的广告员给捅了几刀,进了医院。
大家知道办一个学校涉及到很多问题。新东方学校人开始多的时候,我出去贴广告时候被人扎了好几刀,结果谁都不敢去贴广告,没有办法,我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当时想的是黑道还是白道,我既不能是黑道人也不能白道,后来想一下还是白道比较好,就是找国家管理机构,我报案以后公安局尽管立案了但是不破案。最后我才知道对方动手早了。最后我不得不去公安局蹲点,看看哪个 比较善良一点,结果我发现一个警察比较善良,我就跟他讲了新东方的 ,他说看您也不像一个坏人,说这个忙我一定帮,两个礼拜以后他把他的领导请出来了,我任务就是请他们吃饭,但是我从来不知道跟社会上人怎么打交道,我从来没有干过社会上的事情,到今天为止我这方面能力还是比较弱,但是相对好一点,比如面对不同吃饭人我已经讲不同的话了。
那时候北京最好的饭馆是“香港美食城”,俞敏洪拿上全部存款,跟7个从来没打过交道的警察喝酒。
我谁也不认识,就叫一声大哥!喝!咣就喝一杯,不到半小时,一斤多酒就下了肚。结果还没开始上热菜,我咕咚一声就掉到桌子底下了。
俞敏洪一人喝了一瓶半的高度五粮液,差点喝死。几个警察手忙脚乱把俞敏洪送到医院,抢救了6个小时,医生说:“再晚来15分钟就没戏了。”
我醒过来以后公安系统领导说了一 话让我特别 ,他说俞老师冲你这种喝酒的精神,以后新东方有任何事情我们都要帮助。
在《赢在中国》节目中点评一名选手时提到了他的这次经历:
“既然要做生意,就必须摆脱这种知识分子特性。我刚出来做生意的时候,也是不愿意跟政府打交道。但我不得不到公安局门口一蹲3天,好不容易才拉到一个警察。最后我把自己喝酒喝到送医院抢救了6个小时,活过来以后我明白了,原来我应该这么做。”
不善于跟陌生人打交道,不善于跟社会打交道,不善于跟官场打交道,自己就硬着头皮学……俞敏洪骨子里那种坚韧的品性又开始发挥作用。
要慢慢地学会跟整个社会打交道,包括跟政府行政部门、社会人士、顾客、学员,你不了解他们的心理,不知道怎么打交道,有时候一点小事情就出现大问题。
俞敏洪的“痞子精神”还表现在创业初在北京图书馆的免费讲座上。1992年的12月,俞敏洪租了北京图书馆1200人的报告厅进行免费的讲座。俞敏洪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这么冷的天我穿着大衣都觉得冷,我想最多来个几百人就算了。没想到一来来了4000人。4000人进去了1200人,北图就把门关上了。
进不去的学生就很愤怒,在外面又推门又砸玻璃,结果把整个紫竹院的几十个警察全部给招过来。警察弄过来站成一排,学生根本就不买账,把警察推开继续推门。
俞敏洪想亲自出去平息学生们的怨气,警察说你出来学生就把你撕碎了。俞敏洪没有听从警察的劝阻,礼堂里面由其他的同事代讲,他自己还是走出了大门,站在一个大垃圾桶上给学生们讲起来。
我的衣服全部脱在礼堂里面,只是穿了一个衬衫。我一挥手,我说大家不要闹了,我就是俞敏洪。
这时,所有的学员就安静下来了,俞敏洪在外面讲了一个半小时。他站在一个大垃圾桶上,在凛冽的寒风中像革命志士一样慷慨激昂,讲得自己和学生都热血沸腾……
本来很多学生都愤怒地看着我,讲着讲着学生就很开心很高兴。有的学生把他们身上的大衣脱下来给我穿。讲完了以后,派出所二话没说就把我带走了,罪名是扰乱公共秩序。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新东方最初是靠俞敏洪在电线杆上一张一张贴广告起家的。有一次市政建设,有人要把新东方外面的两根电线杆一起拆了,俞敏洪一看急了,死皮赖脸地不让人家拆,最后终于用7万元搞定了。
经过这样的摸爬滚打,俞敏洪从一介书生成长为能打理方方面面的合格“校长”,既而成为一名为创业者指点迷津的企业家。
zhl201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