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色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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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我很重要
是的,我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勇气这样说。我们的地位可能很卑微,我们的身份可能很渺小,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不重要。重要并不是伟大的同义词,它是心灵对生命的允诺。
捉刀 “爸,还得签个字。”13岁的儿子王永战平,战战兢兢地把作文本递给我。
作文本上用红字批了一个“24”。
“这是什么意思?!”既不是优、良、中,也不是5、4、3,我这个见多识广的宣传干事、老革命也遇到了新问题。
“巴老师说我们今年就要考初中了,要用考试时的评分法,满分40分。
我是三类文,相当于百分制的60,5分制的3分……”
我朝他的屁股上啪地给了一巴掌,打断了这小子恬不知耻的碟蝶不休。
“还有脸说!你这么明白,怎么还当三类苗?”
“不是三类苗,是三类文……我们巴老师说,要家长好好帮助……”王永战平是个要强的孩子,做了错事时,打也不哭,辩解地说。
“哪个巴老师?我怎么不知道?”
“新调来的。她姓哈,娃哈哈的哈。”
从我给孩子起的这个四字名,你就该体验到我多么希望他出类拔萃,不同凡响。顺便也能感觉到我的文字水平还过得去。能把四字名起得不像东洋鬼子,也不容易。作为一个舞文弄墨人的后裔,儿子这样不争气,尤其是文科,是可忍,孰不可忍!再说,就撇开家长的面子不谈,孩子今年就要考初中,语文一科就丢十几分,重点中学你门儿也别想啊!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这是一条金钉子,哪能在第一个环节就脱了扣!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人生有许多路口,并不是每一个路口错过了都能弯回来重走一遭。孩子小,作为监护人就得替他拿主意找窍门。光打也不是个办法,打死了打坏了,跟夏斐夏辉似的,别说法律要你偿命,就是自个儿也没脸活下去了,所以夏斐的妈妈自杀,我很能理解。扯远了,甭管人家,咱自扫门前雪吧!得想出一个行之有效的主意,让孩子的作文立竿见影地上去……
我龙飞凤舞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看见儿子在下一页空白处,歪歪扭扭地写着“童年趣事”几个字。
“这是什么?”
“哈老师出的作文题。”
“为什么不写?”
“不知道写什么。我觉得我的童年没有一件有趣的事,除了写作业就是挨打。”王永战平说。
“胡说!星期天你就没上你奶奶家,坐汽车横穿半个北京城吗?!”
“哈老师说了,不准写让座和捡钱包……”儿子喃喃地然而顽强地反驳我。
这个哈老师也真是的,童年哪有那么多趣事!况且这个题目,我小的时候就写过,这么多年过去了,几十年一贯制,也不来点更新换代!突然,一个绝好的主意涌上脑际。
“永战平,你想不想作文打个翻身仗?叫哈老师把你的作文当范文读,同学们对你刮目相看?”我向儿子抛出一个大诱饵。
“想!当然想!想极了!太想啦!”儿子一蹦老高,胳臂肘差点撞翻了墨水瓶。
“那么好吧,你给我安安静静地坐下来,把耳朵像小毛驴似的竖着,拿起笔,写——‘我小的时候,门前有一条小河,河里传说有水蛇……’”我一字一句像孩子们吐泡泡糖似的,往外吐着遥远的回忆。
“爸,这行吗?”儿子把笔尖竖着冲天,好像一支红缨枪。
“怎么不行?你见过写大字描红吗?天天照着描,习惯成自然。我把你扶上战马再送一程,你的作文成绩就会有划时代的变化。我小时候作文本上尽是老师划的红波浪,佳句连篇!哪像你这本,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也不算太干净,错别字上还有红x。我后来又上了业大中文系,整个一个高材生。哪像你现在似的,属老鼠尾巴……”
儿子被我揭了老底,乖乖地埋头写起来。写完一句,就用小鼻子嗯一声,我就像老牛反刍似的,赶紧又从肚子里冒出一句。
“你的作文本发了吗?”每天我都问王永战平,心里竟多少有些忐忑,不知那位哈老师,会给我怎样一个分数。
“没有没有。作文本要两个星期才发下来一次呢!”温顺的儿子竟然不耐烦起来。看得出,他似乎并不希望我获得很高的分。
这个坏小子!
“爸,哈老师叫您明天到学校去一趟!”王永战平狐假虎威地对我说。
“什么事?是不是你又闯了祸?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是咱们家的政策。赶紧把你干的坏事告诉我,这样老师一旦查问起来,我也好替你遮掩几句。不然,老师一告状,我露出大眼瞪小眼一无所知样,你可就罪上加罪了!”我胡萝卜加禁止对他说。
“不是我干了什么坏事,是……不知道。反正您去了就知道啦!”王永战平呲着小虎牙,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这小子肯定知道点端倪。可一个为父的,不能低三下四地跟儿子那儿抠情报。我横下一条心:见了哈老师,兵来将挡,水来土屯。
没想到哈老师那么年轻,像颗刚出英的青豌豆,清新而圆润。
“这篇作文写得不错。”寒暄过后,她指着摊开的王永战平的作文本。我不动声色地扫了一眼,上面用红笔写着“39”字样。我心中一阵兴奋,不亚于上大学时得了老师的好评。
“我们准备把它当作范文,在各班轮流讲评……”哈老师笑吟吟地说,嘴角旋出一个很好看的弧形。
“这孩子最近比较用功……主要是老师教得好……”我很矜持地客气着。
“但是,没想到昨天下午,王永战平找到我,哭了。他说那篇作文不是他写的,从头到尾都是您口述的,连标点符号都是按您的意思点的,他说除了题目属于他,正确地讲,题目是属于老师的,剩下的都与他无关……”哈老师的脸严峻起来,从一颗青豌豆变成了铁蚕豆。
我瞠目结舌,甚至来不及将那矜持的笑容从脸上收去。这个叛徒儿子!当面说得好好的,背后竟然连老子都出卖了,在这个世界上,你还能相信谁?
“我是想,这好比写大字描红……”我企图为自己辩解。
哈老师用粉笔在桌上疾速地点了几下,显示出她心中的不耐烦:“您是好心,这完全可以理解。但这是一件送给孩子的坏礼物,比揠苗助长还要坏!您教他虚伪,教他作弊……您唯一可以感到庆幸的是:王永战平是个很正直很坦诚的孩子……”
我呆呆地望着哈老师一张一合的嘴唇,几乎听不见她继续说了什么。我懂得她说的全部道理,甚至比她懂得的还要多!听一个我上山下乡时她才出生的小姑娘,向你喋喋不休地讲述人生哲理,悲哀中透着滑稽。
但是你必须得听!不单是因为你的儿子出卖了你,主要是因为你没有理。把那些像蘑菇一样长在阴湿处的诀窍,晾晒在这间充满粉笔气味的亮堂堂的教师办公室里,你必须承认你的儿子要比你高尚。
儿子比老子要高尚,这不丢人。败在自己儿子手里,比败在别人手里,要光彩得多。甚至可以说值得骄傲!
“老王同志,希望你不要为难孩子……”哈老师伸张正义般很严正地对我说。
小姑娘,我不知道你结没结婚,但我敢肯定你没有孩子。不管你是哪一级师范院校毕业,不管你学没学过心理学,我敢保证你还不懂得一颗慈父的心。
“哈老师,关于这件事,您就放心吧!我现在想跟您研究的是——怎样在短时间内提高他的作文水平。”
哈老师支着下颌侃侃而谈。
所有的老师都罗嗦,他们用同孩子谈话的习惯与成人对话。但你必须洗耳恭听,因为你的孩子是她的学生,所以你也是她的学生。
终于我们共同制定出一个详尽而循序渐进的计划。
天气一天天炎热,考试像酷暑一样,迎面扑来。王永战平独立奋斗,作文成绩稳步上升,已在一类苗和二类苗中徘徊。我很感激豌豆一样年轻的女教师。
“爸,哈老师叫您明天到学校去一趟。”儿子又高深莫测地对我说。
“什么事?”这一时期我严守戒律,绝无捉刀代笔之事。
“不知道。这回是真的不知道。哈老师什么也没对我说。”永战平很诚实地望着我。
“别人的家长去吗?”
“都不去。”
又是单兵教练!你可以对顶头上司不理不睬,但对孩子的老师的召唤,要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一切同上次几乎完全一样。充满了粉笔气味的教师办公室,孩子们不时喊着“报告”,准军事机构的气氛。只是哈老师显著地憔悴,那颗青豌豆快被风干了。
“您好。请坐。”许是因为儿子成绩见佳,哈老师对我比上次客气得多。
“王永战平的作文进步很大,但要稳产高产地成为一类文,还需继续挖潜。”哈老师开门见山。
我知道,重点中学是一个很小的孔,儿子是一根蓬松的线。只有不断捻细再捻细,才有希望钻进这根尖锐的针。
“但是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已经进入了数倒秒的阶段。为了提高升入重点中学的比例,我现在的方针是抓中间。枣核两头小,好学生有把握考上,差生努力也无济于事。王永战平……”哈老师又习惯性地用手支着下颌。
“他属于拉一把就过来,松口气就过去的人。”我很有自知之明地说。
“对,时间就是分数,但单靠孩子个人的单薄力量已经不够了。小学生的作文,大致可分为这样几类:写人的,其中包括大人小孩;写事的,具体又分好事坏事;写一次活动的,比如过队日;写某种静物的,例如铅笔盒和彩虹;最后还有一大项目——写景,比方说冬天的早晨………”
我惊诧不已,心想这位哈老师是否为毕业班操劳过甚,将我混记为一位前来研讨的语文同道?惟有我的儿子的名字不断被提起,仿佛浓雾中的街头,揭示这条路的大方向没有错。
“您的意思是……”我问。“我的意思是请您在短时间内,以这些题目为框架,为您儿子制作出十篇左右的范文,要求他背熟,并熟练地掌握掐头去尾、穿靴戴帽的这些技巧,能够灵活运用这些素材,以不变应万变,争取考试时取得好成绩。”哈老师笑吟吟的,嘴角旋出一个很好看的弧形。
我骇然了!这就是几个月前那个清纯的女教师吗?“您是说,要我替……”我努力想再确凿些。
“是的,就是那个意思。”哈老师低下头,掸去了袖口上的一片白粉笔灰。
沉默像一块墨布,笼罩在我们之间。我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仿佛贯穿了一个洞,嗖嗖地透着冷风。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小心地问。
“没有了。事已至此,只有这个办法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面积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在每一个成功的孩子背后,都站着他们的家长……”哈老师很老练地劝我。
“别的家长怎么打算……”我断定哈老师也同别人谈过。
年轻的女教师轻轻地笑了:“也并不是所有的家长都能担此重任。有些没有相应的文化,也就爱莫能助。有些虽有文化,但过于专一,并不能写出充满童心的文章。这就像书法中摹传儿童的稚拙字体,并不是每个人都写得来……您还行,很像是孩子自己写的……”
我不知道自己该骄傲还是该惭愧。
“我立即开始着手做这项工作。请您放心。”我像一位士兵面对将军。没有什么转不过的弯子,为了孩子,为了明天,我可以在原地先转180度再转180度的圈。
“只是,我将怎样对孩子说呢?”我把这句话说完,心中那个洞就被茅草堵住了,这副担子悬在空中,谁来承担?
“这个您不用操心。由我来对孩子们说。您知道,孩子们听教师的话远超过父母。”哈老师笑吟吟地说。
“我知道。我知道。”我忙不迭地点头,喷过特硬发胶的额发,都被甩了下来。
孩子们最相信的人就是老师。
“您这么年轻,就这么有经验,有办法,真不简单!”告辞时,我由衷感慨。
“您过奖了。我也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教师是一个古老的行业,有许多秘不传人的诀窍。假如您有余力,是否可以多制作几篇,支持一下其他同学?有些家长实在是心有余力不足。”哈老师微微蹙起眉头,仿佛吹皱了一池春水。
“好!”我很肯定地回答。
以后的日子里,我经常不动声色地像观察大熊猫似地观察我的儿子,他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异常。只是他的作文簿再不用我签字,而是明目张胆地抓起我的笔,签上“家长阅”。
那一年,王永战平如愿考上了重点中学。
假如我出卷子 今天,老师布置的数学作业是:假如我出卷子……让每人给自己的同桌设计一张考卷。
小依拿出一张格纸,方兵问:“你见过带格子的卷子吗?卷子都是大白纸的。”说着张开两臂比划,好像他是一只大鸟。
小依说:“那么大的纸是糊窗户用的,我们家可没有。”
下午方兵到校时,递给小依一张雪亮的硬纸说:“这是理光复印机专用纸。我爸那儿有的是。”
小依说:“多好的纸,可以做精美的贺年卡呢。”
方兵用手指甲弹弹纸:“你要喜欢,我给你一沓。不过你的题要出得容易点,让我也过一次得l00分的瘾。”
小依撇嘴:“100分有什么了不起,我都得腻了。”她真喜欢那种美丽的纸,所以嘴上才这样说。
方兵说:“别吹牛!这回我让你得不成100分。”他找出一本《数学奥林匹克大全》,是表哥从上海寄来的,学校里谁都没有这本书。方兵认真地抄下一道又一道难题,还仔细记下了答案,因为这次出卷子的人,要做一次真正的老师,还得判卷子呢!
小依很守信用,她给方兵出了一张很简单的卷子,方兵第一次得了100分,他想,如果小依哭丧着脸来找我问答案,我就把那本珍贵的《数学奥林匹克大全》送给小依,反正自己留着也没用。
小依只得了60分,这还是方兵高抬贵手了呢!可是小依始终没找方兵问过正确答案,每天托着腮帮子想啊想。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小依牙疼了。
市里组织统一考试,题目很难,方兵突然眼前一亮,仿佛在拥挤的马路上遇见了熟人,有几道题,正是他给小依出过的,答案他还记得呢!
可老师只给了方兵60分,说他的答案只是干巴巴的几个数字,完全没有中间步骤,好比是问你鱼是怎样从大海里捞上来的,你却直接拎来了几条咸鱼干,这怎么行呢?
小依得了l00分,可她总像有心事的样子。
斜视 没考上大学,我上了一所自费的医科学校。开学不久,我就厌倦了。我是因为喜欢白色才学医的,但医学知识十分枯燥。拿了父母的血汗钱来读书,心里总有沉重的负疚感,加上走读路途遥远,每天萎靡不振的。
“今天我们来讲眼睛……”新来的教授在讲台上说。
这很象是文学讲座的开头。但身穿雪白工作服的教授随之拿出一枚茶杯大的牛眼睛,解剖给我们看。郑重地说:“这是我托人一大早从南郊买到的。你们将来做医生,一要有人道之心,二不可纸上谈兵。”随手尽情展示那个血淋淋的球体,好象那是个成熟的红苹果。
给我们讲课的老师都是医院里著名的医生。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但教授演示到我跟前时,我故意眯起眼睛。我没法容忍心灵的窗口被糟蹋成这副模样。从栅栏似的睫毛缝里,我看到教授质地优良的西服袖口沾了一滴牛血,他的头发象南海观音的拂尘一般雪白。
下了课,我急急忙忙往家赶。换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丛飘拂的自发。是眼科教授!我本该马上过去打招呼的,但我内心是个孤独羞涩的女孩。我想只上过一次课的教授不一定认识我,还是回避一点吧。
没想到教授乘车的路线和我一样。只是他家距离公共汽车站很远,恰要绕过我家住的机关大院。
教授离了讲台,就是一个平凡的老头。他疲惫地倚着座椅扶手,再没有课堂上的潇洒。我心想他干脆变得更老些,就会有人给他让座了。又恨自己不是膀大腰圆,没法给老师抢个座。
终于有一天,我在下车的时候对教授说:“您从我们院子走吧,要近不少路呢。”
教授果然不认识我,说:“喔,你是我的病人吗?”
我说:“您刚给我们讲过课。”
教授歉意地笑笑:“学生和病人太多了,记不清了。”
“那个院子有人看门。让随便走吗?倒真是节约不少时间呢。”教授看着大门,思忖着说。
“卖(又鸟)蛋的,收缝纫机的贩,都所向无敌。您跟着我走吧。我们院里还有一座绿色的花园。”我拉着教授。
“绿色对眼睛最好了。”教授说着跟我走进大院。
一个织毛衣的老女人在看守着大门。我和教授谈论着花和草经过她的身边。我突然象被黄蜂叮了一下——那个老女人乜斜着眼在剜我们。
她的丈夫早就去世了,每天斜着眼睛观察别人,就是她最大的乐趣。
从此,我和教授常常经过花园。
一天,妈妈对我说:“听说你天天跟一个老头子成双成对地出入?”
我说:“他是教授!出了我们大院的后门就是他的家。那是顺路。”
妈妈说:“听说你们在花园谈到很晚?”
“我们看一会儿绿色。最多就是一场眼睛保健操的功夫……”我气愤地分辩,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教授。
妈妈叹了一口气说:“妈妈相信你,可别人有闲话。”我大叫:“什么别人?!不就是那个斜眼的老女人吗!我但愿她的眼睛瞎掉!”
不管怎么说,妈妈不让我再与教授同行。怎么对教授讲呢?我只好原原本本和盘托出。“那个老女人,眼斜心不正,简直是个克格勃!”我义愤填膺。
教授注视着我,遗憾地说:“我怎么没有早注意到有这样一双眼睛?”他忧郁地不再说什么。
下课以后,我撒腿就跑,竭力避开教授。不巧,车很长时间才来一趟,象拦洪坝,把大家蓄到一处。走到大院门口,教授赶到我面前,说:“我今天还要从这里走。”
知识分子的牛脾气犯了。可我有什么权力阻止教授的行动路线?“您要走就走吧。”我只有加快脚步,与教授分道扬镳。我已看见那个老女人缠着永远没有尽头的黑毛线球,阴险地注视着我们。
“我需要你同我一起走。”教授很恳切很坚决地说。作为学生,我没有理由拒绝。
我同教授走进大院。我感到不是有一双而是有几双眼睛乜斜着我们。斜眼一定是种烈性传染病。
“你明确给我指一指具体是哪个人?”教授很执著地要求。
我吓了一跳,后悔不该把底兜给教授。现在教授要打抱不平。
“算了!算了!您老人家别生气,今后不理她就是了!”我忙着劝阻。
“这种事,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放过去了呢?”教授坚定不移。
我无计可施。我为什么要为了这个斜眼的女人,得罪了我的教授?况且我从心里讨嫌这种人。我伸长手指着说:“就是那个缠黑线团的女人。”
教授点点白发苍苍的头颅,大踏步地走过去。“请问,是您经常看到我和我的学生经过这里吗?”教授很客气地发问,眼睛却激光般锐利地扫描着老女人的脸。
在老女人的生涯里,大概很少有人光明正大地来叫阵。她乜斜的眼光抖动着,“其实我……我……也没说什么……”
教授又跨前一步,几乎凑近老女人的鼻梁。女人手中的毛线球滚落到地上。
文质彬彬的教授难道要武斗吗?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听见教授一字一顿地说:“你有病。”
在北京话里,有病是个专用语汇,特指有精神病。
“你才有病呢!”那老女人突然猖狂起来。饶舌人被抓住的伎俩就是先装死,后反扑。
“是啊。我是有病。心脏和关节都不好。”教授完全听不出人家的恶毒,温和地说:“不过我的病正在治疗,你有病自己却不知道。你的眼睛染有很严重的疾患,不抓紧治疗,不但斜视越来越严重,而且还会失明。”
“啊!”老女人哭丧着脸,有病的斜眼珠快掉到眼眶外面了。
“你可不能红嘴白牙地咒人哪!”老女人还半信半疑。
教授拿出烫金的证件,说:“我每周一在眼科医院出专家门诊。你可以来找我,我再给你做详细的检查治疗。”
我比老女人更吃惊地望着教授。还是老女人见多识广,她忙不迭地对教授说:“谢谢!谢谢!”
“谢我的学生吧。是她最先发现你的眼睛有病。她以后会成为一个好医生的。”教授平静地说,他的白发在微风中拂尘般飘荡。
从乜斜的眼珠笔直地掉下一滴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