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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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的俞平伯先生是个老小孩。
食量惊人
上世纪70年代初期,有一次我姑姑请吃烤鸭,地点在西单附近,是一家有名的老字号。正吃着,姑姑低头说,隔壁桌上的老先生,好像是俞先生。我大伯母也在,看了一眼,点点头说当然是他。那时候还在“文化大革命”中,轰轰烈烈的暴风骤雨已过去,正处于相对平静的阶段。大家偷偷上馆子,大快朵颐,熟悉的人见面都不打招呼,因为吃喝毕竟有资产阶级的嫌疑。
我当时半大不小,只知道这老头是毛主席点过名的。或许面对面的缘故,印象最深的是圆圆的大脑袋,穿着旧衣服,看上去像个淘气的老和尚,胃口极好,不停地吃,津津有味。
想当年的高干子弟,当了知青回京探亲,去莫斯科餐厅或者新侨饭店吃西餐,因为肚子里缺少油水,食量之惊人让服务员目瞪口呆。饱汉不知饿汉饥,算算日子,那次遇到俞先生猛吃烤鸭,大概是刚从干校遣归回京。老夫聊发少年狂,能有如此好胃口,显然遭遇了一番磨难。他在干校待了一年多时间,搓搓麻绳,看看厕所,干的是轻活,毕竟年岁不肯饶人。当时生活条件的艰苦,已有不少文字报道,他老人家自己也赋诗记录:
炉灰飘坠又飘扬,清早黄昏要扫床。猪矢气熏柴火味,者般陋室叫“延芳”。
螺蛳壳里且盘桓,墙罅西风透骨寒。出水双鱼相照活,者般陋室叫“犹欢”。
童心本色
ldquo;文化大革命”中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改造思想。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的世界观一旦形成,想再硬改造过来,可能性微乎其微。好在俞先生永远有一份童心,即使“文革”那种不堪的日子,也能平静对待,无怨无悔。我祖父叶圣陶老笑他:一手好字,可是写完一封很漂亮的信,却怎么也叠不整齐,马马虎虎往信封里一塞完事。老派人很讲究细节,偏偏俞不拘小节。俞家是江南名门,数世单传养尊处优,一向由佣人伺候,像叠信纸这种书童干的活从不往心上去。
俞先生早年与傅斯年先生一同出国留学,可是出去没几天,就仓皇地跑了回来。学费当然是个问题,没人照料也是主要原因。说他五谷不分四肢不勤,大约算不上冤枉。俞先生是我所见到的老人中,最有少爷脾气的一位。说到他,大家就觉得好笑,因为少爷脾气说白了还是孩子气。一个人终身都能保持住孩子气,是一件非常可喜可贺的事情。譬如遇到喜欢吃的菜,他似乎不太想到别人,一盘虾仁端上来,尝了一筷,觉得味道好,立刻端到自己面前尽情享用。又譬如抽烟,烟灰与烟缸无关,懒得去掸一下,烟灰不断地落在胸前衣服上。
俞先生是个典型的才子。记得大学读书时,老师讲大学问家,不外乎两种途径,一是出自名门,一是源于名师。俞平伯两条都沾:曾祖父俞樾是曾国藩弟子,又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师傅。父亲俞陛云考场得意,是名列第三的殿试探花。他自己毕业于北京大学,是旧派人物黄侃的高足,是新派领袖胡适和周作人的学生。文学史上谈到白话散文,常把他尊为一家。
看朱自清先生日记,常可以看到俞先生闹加薪。他们是好朋友,朱当了系主任,俞先生要闹,当然是纠缠他。朱颇有帮不上忙的苦恼,在清华,没有洋文凭,照例要吃些亏。少爷脾气的人通常不太会过日子,公子哥儿都是花钱的主,用钱胜于挣钱。
因缘际会
如果没有《红楼梦研究》批判,如果不是毛主席在运动中点他的名,俞先生绝不会有那么大的世俗影响。败是这本书的批判,成也是这本书的批判。今天大家都知道,他成为活靶子挨批,是因为更应该挨批判的胡适远在国外。他不过成了出气筒,成了泄愤的容器,本来很简单的学术之争,竟然上升为一场阶级斗争,而《红楼梦》也逐渐成为“显学”。
粉碎“四人帮”以后,红学热闹非凡,动辄又把俞平伯当名角搬出来,真让人哭笑不得。他活到了90岁,死前得到了很多荣誉。
其实《红楼梦研究》在一开始就是戏,因为手稿刚完成,便稀里糊涂地弄丢了。如果真遗失,后来可能是另外结局,偏偏朱自清逛旧书摊,无意中又发现这部手稿,原来当年捡到的人竟然当废纸卖了。于是,书得以《红楼梦辨》的书名正式出版,印了几百本。这是二三十年代的旧事。到五十年代初期,俞先生因为父亲过世,跟书店借钱安葬,还不出账,只好以抵债的形式,将旧稿加上两篇小文章,换个书名出版。
这一出版,很快遭遇了大批判,年轻的李希凡与蓝翎脱颖而出,迅速成名,俞先生也因此成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代表。
(小标题为编者所拟;摘自《上海采风月刊》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