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

忘不了的画

还有《南京山里的秋》，一条小路，银溪样地流去；两棵小白树，生出许多黄枝子，各各抖着，仿佛天刚亮。稍远还有两棵树，一个蓝色，一个棕色，潦草像中国画，只是没有格式。看风景的人像是远道而来，喘息未定，蓝糊的远山也波动不定。因为那候忽之感，又像是鸡初叫，席子嫌冷了的时候的迢遥的梦。

银宫就学记 　　不久以前看了两张富有教育意昧的电影，《新生》与《渔家女》(后者或许不能归人教育片一栏，可是从某一观点看来，它对于中国人的教育心理方面是有相当贡献的)。受训之余，不免将我的一点心得写下来，供大家参考。
《新生》描写农村的纯洁怎样为都市的罪恶所站污——一个没有时间性的现象。七八年前的《三个摩登女性》与《人道》也采取了同样的题材，也像《新生》一般地用了上城读书的农家子为代表。中国电影最近的趋势似乎是重新发掘一九三几年间流行的故事。这未尝不是有益的。因为一九三几年间是一个智力活跃的时代，虽然它有太多的偏见与小心眼儿；虽然它的单调的洋八股有点讨人厌。那种紧张，毛躁的心情已经过去，可是它所采取的文艺与电影材料，值得留的还是留了下来。
《新生》的目的在“发扬教育精神，指导青年迷津”(引用广告)，可是群众对于这教育是否感到兴趣，制片人似乎很抱怀疑，因此不得不妥协一下，将“迷津”夸张起来，将“指导”一节竭力的简单化。这也不能怪他们——这种态度是有所本的。美国的教会有一支叫做“复兴派”(Revivalists)，做礼拜后每每举行公开的仟侮，长篇大论叙述过往的罪恶。发起人把自己描写成凶徒与淫棍，越坏越动听，烘云托月，衬出今日的善良，得救后的快乐。在美国的穷乡僻壤，没有大腿戏可看的地方，村民唯一的娱乐便是这些有声有色酣畅淋漓的仟侮。
《新生》没有做得到有声有色这一点。它缺乏真实性，一部分是经济方面的原因。并非电影公司不肯花钱，而是戏里把货币价值计算得不大准确的缘故。父母给了儿子六百元买书，不肖的儿子用这六百元赁了一所美轮美免的大厦，雇了女佣，不断地请客，应酬女朋友。一个唯利是图的交际花愿意嫁路他，如果他能再筹到二千元的巨款。即使以十年前的生活程度为标准，这笔帐也还使人糊涂。
男主角回心向善了，可是“善”在哪里？《新生》设法回答这问题——一个勇敢而略有点慌乱的尝试。至少它比它的姐妹作切实得多——从前的影片往往只给你一种虚无缥渺的自新的感觉，仿佛年初一早上赌的咒，发的愿心似的。《新生》介绍了那最合理想的现代少女(王丹风演)，她和男主角做朋友纯为交换知识。他想再进一步的时候，她拒绝了他的爱，因为这年头儿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毕业之后她到内地去教书，成为一个美丽悦目的教务主任，头发上扎一个大蝴蝶结。受了她的影响，男主角加入了一个开发边疆的旅行团，垦荒去了。他做这件事，并没有预先考虑过，光是由于一时的冲动，待意的撞撮，近于逃避主义。如果他在此地犯了罪，为什么他不能在此地赎罪呢？在我们近周的环境里，一个身强力壮，具有相当知识的年轻人竟会无事可做么？一定要叫他走到“辽远的，辽远的地方”，是很不合实际的建议。
《新生》另提出了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大众的初步教育，是否比少数人的高等教育更为重要，更为迫切？男主角的父亲拒绝帮助一个邻居的孩子进小学，因为他的钱要留着给他自己的孩子人大学。然而他的不成器的孩子辜负了他的一片苦心，他受了刺激，便毁家兴学，造福全村的儿童。在这里，剧作者隐约地对于我们的最高学府表示不满，可是他所攻击的仅限于大学四周的混杂腐败有传染性的环境。
在《渔家女》里面找寻教育的真谤，我们走的是死胡同，因为《渔家女》的英雄是个美术专门生，西洋美术在中国始终是有钱人消闲的玩艺儿。差不多所有的职业画家画的都是传统的中国画。《渔家女》的英雄一开头便得罪了观众(如果这观众是有点常识的话)，因为他不知天高地厚，满以为画两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伟岸的裸体女人便可以挣钱养家了。
《渔家女》的创造人多半从来没看见过一个游泳着的鱼——除了在金鱼缸里——但是他用稀有的括净的风格叙说他的故事，还有些神来之笔，在有意无意间点染出中国人的脾气，譬如说，渔家女向美术家道歉，她配不上他，他便激楚地回答：“我不喜欢受过教育的女人。”可是，他虽然对大自然的女儿充满了卢骚式的景仰，他不由自主地要教她认字。他不能抵抗这诱惑。以往的中国学者有过这样一个普遍的嗜好：教姨太太读书。其实，教太太也未尝不可，如果太太生得美丽，但是这一类的风流蕴藉的勾当往往要到暮年的时候，退休以后，才有这闲心，收个“红袖添香”的女弟子以娱晚景，太大显然是不合格了。
从前的士子很少有机会教授女学生，因此袁随园①为人极度艳羡，因此郑康成②穷极无聊只得把自己家里的丫头权充门墙桃李。现在情形不同了，可是几千年的情操上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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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袁随园，即袁枚，清代诗人。随园是他晚年居住的庭院，故自号随园老人。
②郑康成，即郑玄，东汉经学家，字康成。
毕竟一时很难更改，到处我们可以找到遗迹。女人也必须受教育，中国人对于这一点表示同意了，然而他们宁愿自己教育自己的太太，直接地或是间接地。在通俗的小说里，一个男子如果送一个穷女孩子上学堂，那就等于下了聘了，即使他坚决地声明他不过是成全她的志向，因为她是个可造之材。报上的征婚广告里每每有“愿助学费”的句子。
“渔家女”的恋人乐意教她书，所以“渔家女”之受教育完全是为了她的先生的享受。而美术专门生所受的教育又于他毫无好处。他同爸爸吵翻了，出来谋独立，失败了，幸而有一个钟情于他的阔小姐加以援手，随后这阔小姐就诡计多端破坏他同“渔家女”的感情。在最后的一刹那，收买灵魂的女魔终于天良发现，一对恋人遂得团圆，美术家用阔小姐赠他的钱雇了花马车迎接他的新娘。悲剧变为喜剧，关键全在一个阔小姐的不甚可靠的良心——《渔家女》因而成为更深一层的悲剧了。
走 走到楼上去 　　我编了一出戏，里面有个人拖儿带女去投亲，和亲戚闹翻了，他愤然跳起来道：“我受不了这个。走！我们走！”他的妻衷恳道：“走到哪儿去呢？
“他把妻儿聚在一起，道：“走！走到楼上去！”——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他们就会下来的。
中国人从《娜拉》①一剧中学会了“出走”。无疑地，这潇洒苍凉的手势给予一般中国青年极深的印象。报上这一类的寻人广告是多得惊人：“自汝于十二日晚九时不别而行，祖母卧床不起，母旧疾复发，合家终日以泪洗面。见报速回。”一样是出走，怎样是走到风地里，接近日月山川，怎样是走到楼上去呢？根据一般的见解，也许做花瓶是上楼，做太太是上楼，做梦是上楼，改编美国的《蝴蝶梦》是上楼，抄书是上楼，收集古钱是上楼(收集现代货币大约就算下楼了)，可也不能一概预论，事实的好处就在“例外”之丰富，几乎没有一个例子没有个别分析的必要。其实，即使不过是从后楼定到前楼，换一换空气，打开窗子来，另是一番风景，也不错。但是无论如何，这一点很值得思索一下。我喜欢我那出戏里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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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娜拉》，又名《玩偶之家》，挪威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的剧作。
这出戏别的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很愉快，有悲哀，烦恼，吵嚷，但都是愉快的烦恼与吵嚷。还有一点：这至少是中国人的戏——而且是热热闹闹的普通人的戏。如果现在是在哪一家戏院里演着的话，我一定要想法子劝您去看的。可就是不知什么时候才演得成。现在就拟起广告来，未免太早了罢？到那一天——如果有那一天的话——读者已经忘得干干净净，失去了广告的效力。
过阴历年之前就编起来了，拿去给柯灵先生看。结构太散漫了，末一幕完全不能用，真是感谢柯灵先生的指教，一次一次的改，现在我想是好得多了。但是编完了之后，又觉得茫然。据说现在闹着严重的剧本荒。也许的确是缺乏剧本——缺乏曹禹来不及写的剧本，无名者的作品恐怕还是多余的。我不相信这里有垄断的情形，但是多少有点壁垒森严。若叫我挟着原稿找到各大剧团的经理室里挨户兜售，未尝不是正当的办法，但听说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非得有人从中介绍不可。我真不知道怎样进行才好。
先把剧本印出来，也是一个办法，或者可以引起他们的注意。可是，说句寒伦的话，如果有谁改编改得手滑，把我的戏也编了进去呢？这话似乎是小气得可笑，而且自以为“希奇弗煞”，然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却也情有可原。一个人，恋恋于自己的字句与思想，不免流于悭吝，但也是常情罢！我还记得，第一次看见香港的海的时候，联想到明信片上一抹色的死蓝的海。后来在一本英文书上看见同样的譬喻，作者说：可以把婆罗洲的海剪下来当作明信片寄回家去。因为那蓝色蓝得如此的浓而呆。——发现自己所说的话早已让人说过了，说得比自己好呢，使人爽然若失，说得还不及自己呢，那更伤心了。
这是一层。况且，戏是给人演的，不是给人读的。写了戏，总希望做戏的一个个渡口生人气绘它，让它活过来，在舞台上。人家总想着，写小说的人，编出戏来必定是能读不能演的。我应当怎样去克服这成见呢？
写文章是比较简单的事，思想通过铅字，直接与读者接触，编戏就不然了，内中牵涉到无数我所不明白的纷歧复杂的力量。得到了我所信任尊重的导演和演员，还有“天时、地利、人和”种种问题，不能想，越想心里越乱了。
沿街的房子，楼底下不免嘈杂一点。总不能为了这个躲上楼去罢？
诗与胡说 　　夏天的日子一连串烧下去，雪亮，绝细的一根线，烧得要断了，又给细细的蝉声连了起来，“吱呀，吱呀，吱……”
这一个月，因为生病，省掉了许多饭莱、车钱，因此突然觉得富裕起来。虽然生的是毫无风致的病，肚子疼得哼哼唧唧在席子上滚来滚去，但在夏天，闲在家里，万事不能做，单只写篇文章关于Cezanne①的画，关于看过的书，关于中国人的宗教，到底是风雅的。我决定这是我的“风雅之月”，所以索性高尚一下，谈起诗来了。
周作人翻译的有一首著名的日本诗：“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我劝我姑姑看一遍，我姑姑是“轻性智识分子”的典型，她看过之后，摇摇头说不懂，随即又寻恩，说：“既然这么出名，想必总有点什么东西吧？可是也说不定。一个人出名到某一个程度，就有权利胡说八道。”
我想起路易士②。第一次看见他的诗，是在杂志的“每月文摘”里的《散步的鱼》，那倒不是胡说，不过太做作了一点。
小报上逐日笑他的时候，我也跟着笑，笑了许多天。在这些事上，我比小报还要全无心肝，譬如上次，听见说顾明道③死了，我非常高兴，理由很简单，因为他的小说写得不好。其实我又不认识他，而且如果认识，想必也有理由敬重他，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模范文人，历尽往古来今一切文人的苦难。而且他已经过世了，我现在来说这样的话，太岂有此理，但是我不由得想起《明月天涯》在《新闻报》上连载的时候，我非常讨厌里面的前进青年孙家光和他资助求学的小姑娘梅月珠，每次他到她家去，她母亲总要大鱼大肉请他吃饭表示谢意，添莱的费用超过学费不知多少倍。梅太太向孙家光叙述她先夫的操行与不幸的际遇，报上一天一段，足足叙述了两个礼拜之久，然而我不得不读下去，纯粹因为它是一天一天分载的，有一种最不耐烦的吸引力。我有个表婶，也是看《新闻报》的，我们一见面就骂《明月天涯》，一面叽咕一面往下看。
①Cezanne，通译塞尚(1839-1906)，法国画家，后期印象派代表人物之一。
②路易士(1913-)，原名路逾，笔名又作纪弦，现代诗人。一九四八年去台湾，创办《现代诗》杂志，为台湾现代诗派开创者，后移居美国。
③顾明道(1837-1944)，笔名梅倩女史，现代小说家。其作品为历史题材的言情小说。
顾明道的小说本身不足为奇，值得注意的是大众读者能够接受这样没颜落色的愚笨。像《秋海棠》①的成功，至少是有点道理的。
①(秋海棠)，鸳鸯蝴蝶派作家秦瘦鸥写于四十年代初的富情小说。
把路易士和他深恶痛疾的鸳蝴派相提并论，想必他是要生气的。我想说明的是，我不能因为顾明道已经死了的缘故原谅他的小说，也不能因为路易士从前作过好诗的缘故原谅他后来的有些待。但是读到了《傍晚的家》，我又是一样想法了，觉得不但《散步的鱼》可原谅，就连这人一切幼稚恶劣的做作也应当被容忍了。因为这首诗太完全，所以必须整段地抄在这里……
傍晚的家有了乌云的颜色，
风来小小的院子里，
数完了天上的归鸦，
孩子们的眼睛遂寂寞了。
晚饭时妻的琐碎的话——
几年前的旧事已如烟了，
而在青菜汤的淡味里，
我觉出了一些生之凄凉。
路易士的最好的句子全是一样的洁净，凄清，用色吝惜，有如墨竹。眼界小，然而没有时间性，地方性，所以是世界的，永久的。譬如像：
二月之雪又霏霏了，
黯色之家浴着春寒，
哎，纵有温情已迢迢了；
妻的眼睛是寂寞的。
还有《窗下吟》里的
然而说起我的，
青青的，
平如镜的恋，
却是那么辽远。
那辽远，
对于瓦雀与幼鸦们，
乃是一个荒诞……
这首诗较长，音调的变换极尽娉婷之致。《二月之窗》写的是比较朦胧微妙的感觉，倒是现代人所特有的：——
西去的迟迟的云是忧人的，
载着悲切而悠长的鹰呼，
冉冉地，如一不可思议的帆。
而每一个不可思议的日子，
无声地，航过我的二月窗。
在整本的书里找到以上的几句，我已经觉得非常之满足，因为中国的新诗，经过胡适，经过刘半农、徐志摩，就连后来的朱湘，走的都像是绝路，用唐朝人的方式来说我们的心事，仿佛好的都已经给人说完了，用自己的话呢，不知怎么总说得不像话，真是急人的事。可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好诗也有。倪弘毅①的《重逢》，我所看到的一部分真是好：——①倪弘毅，未详。
紫石竹你叫它是片恋之花，
三年前，
夏色瘫软
就在这死市
你困惫失眠夜……
夜色滂薄
言语似夜行车
你说
未来的墓地有夜来香
我说种‘片刻之恋’吧……
用字像“瘫软”，“片恋”，都是极其生硬，然而不过是为了经济字句，得压紧，更为结实，决不是蓄意要它“语不惊人死不休”。我尤其喜欢那比方，“言语似夜行车”，断断续续，远而凄抢。再如后来的
你在同代前殉节
疲于喧哗
看不到后面，
掩脸沉没……
末一句完全是现代画幻丽的笔法，关于诗中人我虽然知道得不多，也觉得像极了她，那样的宛转的绝望，在影子里徐徐下陷，伸着弧形的，无骨的白手臂。
诗的末一句似是纯粹的印象派，作者说恐怕人家不懂：——
你尽有苍绿。
但是见到她也许就懂了，无量的“苍绿”中有安详的创楚。
然而这是一时说不清的，她不是树上撇下来，缺乏水份，褪了色的花，倒是古绸缎上的折技花朵，断是断了的，可是非常的美，非常的应该。
所以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听说德国的马路光可鉴人，宽敞，笔直，齐齐整整，一路种着参天大树，然而我疑心那种路走多了要发疯的。还有加拿大，那在多数人的印象里总是个毫无兴味的，模糊荒漠的国土，但是我姑妨说那里比什么地方都好，气候偏于凉，天是蓝的，草碧绿，到处是红顶的黄白洋房，干净得像水洗过的，个个都附有花园。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她愿意一辈子佐在那里。要是我就舍不得中国——还没离开家已经想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