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地里的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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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对图书的热爱我是知道的。大概在三四年之前吧,上海领事馆的法国总领事郁白先生来到南京,吃饭的时候闲聊,他告诉我,他就要离开中国了,最近刚刚买了一些中国书。我问他买了多少,郁白先生想了想,笑着说:“两吨。”
一个买书的人用“吨”来做他图书的计量单位,老实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想,这可能就是法国人了,做事和说话都要不同寻常。但是,就在不久前。我在法国参加了他们的第二十四届图书沙龙,我终于发现了法国人最平常的一面,最自然的一面,那就是他们对图书的喜爱。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看到一个手捧宝书的法国人,地铁,街头,公园,咖啡馆,酒店的大堂,一句话,一切可以坐下来的地方。他们捧着书,神情是专注的,忘我的,但同时又是悠闲的,家常的,自足的,像呼吸一样,也可以说,像咀嚼一样。我在中国同样看到过许许多多的读书人,撇开所谓的“专业知识分子”不说,我们的读书人大多是一些临近高考的孩子,或者说,是一些攻研或攻博的年轻人。在他们阅读的时候,有一个最显著的特征,脸上都带上了“最后一搏”的庄严,是总攻,是全力以赴。是迫在眉睫,仿佛赌徒手中最后的一个筹码。等筹码压出去之后,放下图书,立地成佛。
不用不好意思,必须承认,从总体上说,我们的阅读要功利得多。关于图书,我们的汉语不是有一个最形象的比喻么:敲门砖。敲门砖,说得好。砖头是有用的,但是,面对“砖头”,我们缺少了一样最简单的东西,那就是日常的感情。
我还记得克罗德·巴彦先生带我去游玩的那个下午,克罗德先生六十多岁了,他把我们带到了贝尔拉雪兹公墓。那是一个晴朗的午后,有阳光,却很冷。公墓非常辽阔,肃穆而又冷清。克罗德先生兴致勃勃,他把我们带到了巴尔扎克的面前,带到了普鲁斯特的面前。克罗德拿着地图,一次又一次为我们寻找那些刻在石头上的名字,那同时也是刻在我们心中的名字。然而,真正让我感兴趣的不是石头下面那些“不朽的人”,不是。是公墓里头那些活着的人,是那些普通的市民,准确地说,是那些读者。他们坐在公墓的长椅上,安安静静地读他们的书。有一对年老的夫妇引起了我特别的注意,他们有七十多岁了吧,也许还不止。他们的年纪让他们无限地安详,一句话都没有,他们就坐在很冷的阳光里,戴着手套,一个人的手上拿着一本书,坐得齐齐的。正正的,用我们幼儿园的老师常说的话说,“很乖”,“很听话”的样子。我不知道他们是枯寂的还是幸福的,我不知道。他们在读什么呢?是巴尔扎克还是普鲁斯特?是《长寿秘诀》还是《怎样安度晚年》?我不知道。我多么的想知道,是怎样的一本书让他们如此地寂寞,如此地安详,如此地满足,如此地幸福?我不知道。我是一个写书的人,我多么的希望在我百年之后有一对年老的夫妇静坐在我的墓前,捧一本莫言的书,捧一本苏童的书,或者,捧一本我的书。我希望那本书是我的。我想我会微笑。这是隐藏在我内心的最大的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