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欢喜赞叹的欢喜赞叹

花之笔记

生命不该充满神秘的未知吗？有大成大败、大悲大喜不是才有激荡的张力吗？文明取走了蒔花者犯错误的权利，而使他的成功显得像一团干蜡般的无味。

好艳丽的一块土 　　沙土是桧木心的那种橙红，干净、清爽，每一片土都用海浪镶了边——好宽好白的精工花边，一座一座环起来足足有六十四个岛，个个都上了阳光的釉，然后就把自己亮在蓝天蓝海之间（那种坦率得毫无城府的蓝），像亮出一把得意而漂亮的牌。
我渴望它，已经很久了。
它的名字叫澎湖。“到澎湖去玩吗？”
“不是！”——我讨厌那个“玩”字。
“去找灵感吗？”
“不是！”——鬼才要找灵感。
“那么去干什么？”
干什么？我没有办法解释我要干什么，当我在东京产抚摸皇苑中的老旧城门，我想的是居庸关，当我在午后盹意的风中听密西西比，我想的是瀑布一般的黄河，血管中一旦有中国，你就永远不安！
于是，去澎湖就成了一种必要，当浊浪正浊，我要把剩在水面上的净土好好踩遍，不是去玩，是去朝山，是去谒水，是去每一时中国的土皋上献我的心香。
于是，我就到了澎湖，在晓色中。
“停车，停车，”我叫了起来，“那是什么花？”
“小野菊。”
我跳下车去，路，伸展在两侧的干沙中，有树、有草、有花生藤，绿意遮不住那些粗莽的太阳色的大地，可是那花却把一切的荒凉压住了——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野菊，真的是“怒放”，一大蓬，一大蓬的，薄薄的橙红花瓣显然只有从那种艳丽的沙土才能提炼出来——澎湖什么都是橙红的，哈蜜瓜的和嘉宝瓜的肉瓤全是那种颜色。
浓浓的艳色握在手里。车子切开风往前驰。
我想起儿子小的时候，路还走不稳，带他去玩，他没有物权观念，老是要去摘花，我严加告诫，但是，后来他很不服气的发现我在摘野花。我终于想起了一个解释的办法。
“人种的，不准摘。”我说，“上帝种的，可以摘。”
他以后逢花便问：“这是上帝种的还是人种的？”
澎湖到处都是上帝种的花，污染问题还没有伸展到这块漂亮干净的土上来，小野菊应该是县花。另外，还有一种仙人掌花，娇黄娇黄的，也开得到处都是——能一下子看到那么多野生的东西让我几乎眼湿。
应该做一套野花明信片的，我自己就至少找到了七八种花。大的、小的，盘地而生的，匍匐在岩缝里的，红的，白的，粉紫的，蓝紫的……我忽然忧愁起来，它们在四季的海风里不知美了几千几万年了，但却很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文明总是来得太蛮悍，太赶尽杀绝……
计程车司机姓许，广东人，喜欢说话，太太在家养猪，他开车导游，养着三个孩子——他显然对自己的行业十分醉心。
“客人都喜欢我，因为我这个人实实在在。我每一个风景都熟，我每一个地方都带人家去。”
我也几乎立刻就喜欢他了，我一向喜欢善于“侃空”的村夫，熟知小掌故的野老，或者说“善盖”的人，即使被唬得一愣乙乙也在所不惜。
他的国语是广东腔的，台语却又是国语腔的，他短小精悍，全身晒得红红亮亮的，眼睛却因此衬得特别黑而灵动。
他的用辞十分“文明”，他喜欢说：“不久的将来……”
反正整个澎湖在他嘴里有数不清的“不久的将来。”
他带我到林投公园，吉上将的墓前：“卢沟桥第一炮就是他打的呀，可是他不摆官架子，他还跟我玩过呢！”
他不厌其烦地告诉我“白沙乡”所以得名是因为它的沙子是白的，不是黑的——他说得那么自豪，好像那些沙子全是经他手漂白的一样。
牛车经过，人经过，计程车经过，几乎人人都跟他打招呼，他很得意：“这里大家都认得我，——他们都坐过我的车呀！”
我真的很喜欢他了。
去看那棵老榕树真是惊讶，一截当年难船上的小树苗，被人捡起来，却在异域盘根错节地蔓延出几十条根（事实上，看起来是几十条树干），叶子一路绿下去，猛一看不像一棵树，倒像一座森林。
树并不好看，尤其每条根都用板子箍住，而且隔不多远又有水泥梁柱撑着，看来太匠气，远不及台南延平郡王祠里的大榕轩昂自得，但令人生敬的是那份生机，榕树几乎就是树中的汉民族——它简直硬是可以把空气都变成泥土，并且在其间扎根繁衍。
从一些正在拆除的旧房子看去，发现墙壁内层竟是海边礁石，想象中鲁恭王坏孔子壁，掘出那些典籍有多高兴，一个异乡客忽然发现一栋礁石暗墙也该有多高兴。可惜澎湖的新房子不这样盖了，现在是灰色水泥墙加粉红色水泥瓦，没有什么特色，但总比台北街头的马赛克高尚——马赛克把一幢幢的大厦别墅全弄得像大型厕所。
那种多孔多穴的礁石叫老砧石，仍然被用，不过只在田间使用了，澎湖风大，有一种摧尽生机的风叫“火烧风”，澎湖的农人便只好细心地用老砧石围成园子，把蔬菜圈在里面种，有时甚至蒙上旧渔网，苍黑色的老砧石诘曲怪异，叠成墙看起来真像石堡，蔬菜就是碉堡中娇柔的公主。
在一方一方的蔬菜碉堡间有一条一条的“沙牛”——沙牛就是黄牛，但我喜欢沙牛这个乡人惯用的名字。
一路看老砧石的莱园，想着自己属于一个在风里、沙里以及最瘦的瘠地上和最无凭的大海里都能生存下去的民族，不禁满心鼓胀着欣悦，我心中一千次学孔丘凭车而轼的旧礼，我急于向许多事物致敬。
到了鲸鱼洞，我才忽然发现矗立壁立的玄武岩有多美丽！大、硬、黑而骄傲。
鲸鱼洞其实在退潮时只是一圈大穹门，相传曾有鲸鱼在涨潮时进入洞内，潮退了，它死在那里。
天暗着，灰褐色的海画眉忽然唱起来，飞走，再唱然后再飞，我不知道它急着说些什么。
站在被海水打落下来的大岩石上，海天一片黯淡的黛蓝，是要下雨了，澎湖很久没下雨，下一点最好。“天黑下来了，”驾驶说，“看样子那边也要下雨了。”
“那边！
同戴一片海雨欲来的天空，却有这边和那边。
同弄一湾涨落不已潮汐，却有那边和这边。
烟水苍茫，风雨欲来不来，阴霾在天，浪在远近的岩岬上，剖开它历历然千百万年未曾变色的心迹。
“那边是真像也要下雨了。”我呐呐地回答。
天神，如果我能祈求什么，我不做鲸鱼不做洞，单做一片悲涩沉重的云，将一身沛然舍为两岸的雨。
在餐厅里吃海鲜的时候，心情竟是虔诚的。
餐馆的地是珍珠色贝壳混合的磨石子，院子里铺着珊瑚礁，墙柱和楼梯扶手也都是贝壳镶的。
“我全家拣了三年哪！”他说。
其实房子的格局不好，谈不上设计，所谓的“美术灯”也把贝壳柱子弄得很古怪，但仍然令人感动，感动于三年来全家经之营之的那份苦心，感动于他知道澎湖将会为人所爱的那份欣欣然的自信，感动于他们把贝壳几乎当图腾未崇敬的那份自尊。
“这块空白并不是贝壳掉下来了。”他唯恐我发现一丝不完美，“是客人想拿回去做纪念，我就给了。
如果是我，我要在珊瑚上种遍野菊，我要盖一座贝壳形的餐厅，客人来时，我要吹响充满潮音的海螺，我要将多刺的魔鬼鱼的外壳注上蜡或鱼油，在每一个黄昏点燃，我要以鲸鱼的剑形的肋骨为桌腿，我要给每个客人一个充满海草香味的软垫，我要以渔网为桌巾，我要……
——反正也是胡思乱想——龙虾、海胆、塔形的螺、鲑鱼都上来了。
说来好笑，我并不是为吃而吃的，我是为赌气而吃的。
总是听老一辈的说神话似的谭厨，说姑姑筵，说北平的东来顺或上海的……连一只小汤包，他们也说得有如龙肝凤胆，他们的结论是：“你们哪里吃过好东西。”
似乎是好日子全被他们过完了，好东西全被他们吃光了。
但他们哪里吃过龙虾和海胆？他们哪里知道新鲜的小卷和九孔，好的海鲜几乎是不用厨师的。像一篇素材极好的文章，技巧竟成为多余。
人有时多么愚蠢，我们一直系念着初恋，而把跟我们生活几乎三十年之久的配偶忘了，台澎金马的美恐怕是我们大多数的人还没有学会去拥抱的。
我愿意有一天在太湖吃蟹，我愿意有一天在贵州饮茅台，我甚至愿意到新疆去饮油茶，不是为吃，而是为去感觉祖国的大地属于我的感觉，但我一定要先学会虔诚的吃一只龙虾，不为别的，只为它是海中——我家院宇——所收获的作物，古代曾有一个帝王将爱意和尊敬给了一株在山中为他遮住骤雨的松树，我怎能不爱我廿八年来生存在其上的一片土地，我怎能不爱这相关的一切。
跳上船去看海是第二天的事。
船本来是渔船，现在却变成游览船了。
正如好的海鲜不需要厨师，好的海景既不需要导游也不需要文人的题咏，海就是海，空阔一片，最简单最深沉的海。
坐在船头，风高浪急，浪花和阳光一起朗朗地落在甲板上，一片明晃，船主很认真从事，每到一个小岛就赶我们下去观光——岛很好，但是海更好，海好得让人起乡愁，我不是来看陆地的，我来看海，干净的海，我也许该到户籍科去，把身份证上籍贯那一栏里“江苏”旁边加一行字——“也可能是‘海’。”
在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一定曾经隶籍于海。
上了岸第一个小岛叫桶盘，我到小坡上去看坟墓和屋子，船认认真的执行他的任务——告诉我走错了，他说应该去看那色彩鲜丽的庙，其实澎湖没有一个村子没有庙，我头一天已经看了不少，一般而言潮湖的庙比台湾的好，因为商业气息少，但其实我更爱看的是小岛上的民宅。
那些黯淡的、卑微的、与泥土同色系的小屋，涨潮时，是否有浪花来叩他们的窗扉；风起时，女人怎样焦急的眺望。我们读冰岛渔夫，我们读辛约翰的《驰海骑士》，但我更想读的是匍匐在岩石间属于中国渔民讨海的故事。
其实，一间泥土色的民宅，是比一切的庙宇更其庙宇的，生于斯，长于斯，枕着涛声，抱着海风的一间小屋，被阳光吻亮了又被岁月侵蚀而斑驳的一间小屋，采过珊瑚，捕过鱼虾，终而全家人一一被时间攫虏的一间小屋，欢乐而凄凉，丰富而贫穷，发生过万千事却又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悠然意远的小屋一一有什么庙宇能跟你一样庙宇？
绕过坡地上埋伏的野花，绕过小屋，我到了坟地，惊喜地看到屋坟交界处的一面碑，上面写着“泰山石敢当止”，下面两个小字是“风煞（也不知道那碑是用来保护房子还是坟地，在这荒凉的小岛上，生死好像忽然变得如此相关相连）。汉民族是一个怎样的民族！不管到哪里，他们永远记得泰山，泰山，古帝王封禅其间的、孔子震撼于其上的、一座怎样的山！
有一个小岛，叫风柜，那名字简直是诗，岛上有风柜洞，其实，像风柜的何止是洞！整个岛在海上，不也是一只风柜吗，让八方风云来袭，我们只做一只收拿风的风柜。
航过一个个小岛，终于回到马公——那个大岛，下午，半小时的飞机，我回到更大的岛——台湾。我忽然知道，世界上并没有新大陆和旧大陆，所有的陆地都是岛，或大或小的岛，悬在淼淼烟波中，所有的岛都要接受浪，但千年的浪只是浪，岛仍是岛。
像一座心浮凸在昂然波涌的血中那样漂亮，我会记得澎湖——好艳丽的一块土！
画睛 　　落了许久的雨，天忽然晴了。心理上就觉得似乎捡回了一批失落的财宝，天的蓝宝石和山的绿翡翠在一夜之间又重现在晨窗中了。阳光倾注在山谷中，如同一盅稀薄的葡萄汁。
我起来，走下台阶，独自微笑着、欢喜着。四下一个人也没有，我就觉得自己也没有了。天地间只有一团喜悦、一腔温柔、一片勃勃然的生气，我走向田畦，就以为自己是一株恬然的菜花。我举袂迎风，就觉得自己是一缕宛转的气流，我抬头望天，却又把自己误以为明灿的阳光。我的心从来没有这样宽广过，恍惚中忆起一节经文：“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我第一次那样深切地体会到造物的深心，我就忽然热爱起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东西来了。我那样渴切地想对每一个人说声早安。
不知怎的，忽然想起住在郊外的陈，就觉得非去拜访她不可，人在这种日子里真不该再有所安排和计划的。在这种阳光中如果不带有几分醉意，凡事随兴而行，就显得太不调和了。
转了好几班车，来到一条曲折的黄泥路。天晴了，路刚晒干，温温软软的，让人感觉到大地的脉搏。一路走着，不觉到了，我站在竹篱面前，连吠门的小狗也没有一只。门上斜挂了一把小铃，我独自摇了半天，猜想大概是没人了。低头细看，才发现一个极小的铜锁——她也出去了。
我又站了许久，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想要留个纸条，却又说不出所以造访的目的。其实我并不那么渴望见她的。我只想消磨一个极好的太阳天，只想到乡村里去看看五谷六畜怎样欣赏这个日子。
抬头望去，远处禾场很空阔，几垛稻草疏疏落落地散布着。颇有些仿古制作的意味。我信步徐行，发现自己正走向一片广场。黄绿不匀的草在我脚下伸展着，奇怪的大石在草丛中散置着。我选了一块比较光滑的斜靠而坐，就觉得身下垫的，和身上盖的都是灼热的阳光。我陶醉了许久，定神环望，才发现这景致简单得不可置信一—一片草场，几块乱石。远处惟有天草相粘，近只有好风如水。没有任何名花异草，没有任何仕女云集。但我为什么这样痴呆地坐呢？我是被什么吸引着呢？
我悠然地望着天，我的心就恍然回到往古的年代，那时候必然也是一个久雨后的晴天，一个村野之人，在耕作之余，到禾场上去晒太阳。他的小狗在他的身边打着滚，弄得一身的草。他酣然地躺着，傻傻地笑着，觉得没人经历过这样的幸福。于是，他兴奋起来，喘着气去叩王室的门，要把这宗秘密公布出来。他万没有想到所有听见的人都掩袖窃笑，从此把他当作一个典故来打趣。
他有什么错呢？因为他发现的真理太简单吗？但经过这样多个世纪，他所体味的幸福仍然不是坐在暖气机边的人所能了解的。如果我们肯早日离开阴深黑暗的垫居，回到热热亮亮的光中，那该多美呢！
头顶上有一棵不知名的树，叶子不多，却都很青翠，太阳的影像从树叶的微隙中筛了下来。暖风过处一满地圆圆的日影都欣然起舞。唉，这样温柔的阳光，对于庸碌的人而言，一生之中又能几遇呢？
坐在这样的树下，又使我想起自己平日对人品的观察。我常常觉得自己的浮躁和浅薄就像“夏日之日”，常使人厌恶、回避。于是在深心之中，总不免暗暗地向往着一个境界——“冬日之日”。那是光明的，却毫不刺眼。是暖热的，却不致灼人。什么时候我才能那样含蕴，那样温柔敦厚而又那样深沉呢？“如果你要我成为光，求你叫我成为这样的光。”
我不禁用全心灵祷求：“不是独步中天，造成气焰和光芒。而是透过灰冷的心，用一腔热忱去温暖一切僵坐在阴湿中的人。”
渐近日午，光线更明朗了，一切景物的色调开始变得浓重。记得读过段成式的作品，独爱其中一句：“坐对当窗木，看移三面阴。”想不到我也有缘领略这秋静趣，其实我所欣赏的，前人已经欣赏了。我所感受的，前人也已经感受了。但是，为什么这些经历依旧是这么深，这么新鲜呢？
身旁有一袋点心，是我顺手买来，打算送给陈的。现在却成了我的午餐。一个人，在无垠的草场上，咀嚼着简单的干粮，倒也是十分有趣。在这种景色里，不觉其饿，却也不觉其饱。吃东西只是一种情趣，一种艺术。
我原来是带了一本词集子的，却一直没打开，总觉得直接观赏情景，比间接的观赏要深刻得多。饭后有些倦了，才顺手翻它几页。不觉沉然欲睡，手里还拿着书，人已经恍然踏入另一个境界。
等到醒来，发现几只黑色瘦胚的羊，正慢地啮着草，远远的有一个孩子跷脚躺着，悠然地嚼着一根长长的青草。我抛书而起，在草场上纡回漫步。难得这些静的下午，我的脚步声和羊群的啮草声都清晰可闻。回头再看看那曲臂为枕的孩子，不觉有点羡慕他那种“富贵于我如浮云”的风度了。几只羊依旧依头择草，恍惚间只让我觉得它们嚼的不止是草，而是冬天里半发的绿意，以及草场上无边无际的阳光。
日影稍稍西斜了，光辉却仍旧不减，在一天之中，我往往偏爱这一刻。我知道有人歌颂朝云，有人爱恋晚霞，至于耀眼的日升和幽邃的黑夜都惯受人们的钟爱。唯有这样平凡的下午，没有一点彩色和光芒的时刻，常常会被人遗忘。但我却不能自禁地喜爱并且瞻仰这份宁静、恬淡和收敛。我回到自己的位置坐下，茫茫草原，就只交付我和那看羊的孩子吗？叫我们如何消受得完呢？偶抬头，只见微云掠空，斜斜地排着，像一首短诗，像一阕不规则的小令。看着看着，就忍不住发出许多奇想。记得元曲中有一段述说一个人不能写信的理由：“不是无情思，过青江，买不得天样纸。”而现在，天空的蓝笺已平铺在我头上，我却又苦于没有云样的笔。其实即使有笔如云，也不过随写随抹，何尝尽责描绘造物之奇。至于和风动草，大概本来也想低吟几句云的作品。只是云彩总爱反覆地更改着，叫风声无从传布。如果有人学会云的速记，把天上的文章流传几篇到人间，却又该多么好呢。
正在痴想之间，发现不但云朵的形状变幻着，连它的颜色也奇异地转换了。半天朱霞，粲然如焚，映着草地也有三分红意了。不仔细分辨，就像莽原尽处烧着一片野火似的。牧羊的孩子不知何时已把他的羊聚拢了，村落里炊烟袅升，他也就隐向一片暮霭中去了。
我站起身来，摸摸石头还有一些余温，而空气中却沁进几分凉意了。有一群孩子走过，每人抱着一怀枯枝干草。忽然见到我就停下来，互相低语着。
“她有点奇怪，不是吗？”
“我们这里从来没有人来远足的。”
“我知道，”有一个较老成的孩子说：“他们有的人喜欢到这里来画图的。”
“可是，我没有看见她的纸和她的水彩呀！”
“她一定画好了，藏起来了。”
得到满意的结论以后，他们又作一行归去了。远处有疏疏密密的竹林，掩映一角红墙，我望着他们各自走处他们的家，心中不禁怃然若失。想起城市的街道，想起两侧壁立的大厦，人行其间，抬头只见一线天色，真仿佛置身于死荫的幽谷了。而这里，在这不知名的原野中，却是遍地泛滥着阳光。人生际遇不同，相去多么远啊！
我转身离去，落日在我身后画着红艳的圆。而远处昏黄的灯光也同时在我面前亮起。那种壮丽和寒伧成为极强烈的对照。
遥遥地看到陈的家，也已经有了灯光，想她必是倦游归来了，我迟疑了一下，没有走过去摇铃，我已拜望过郊上的晴朗，不必再看她了。
走到车站，总觉得手里比来的时候多了一些东西，低头看看，依然是那一本旧书。这使我忽然迷惑起来，难道我真的携有一张画吗？像那个孩子所说的：“画好了，藏起来了！”
归途上，当我独行在黑茫茫的暮色中，我就开始接触那幅画了。它是用淡墨染成晴郊图，画在平整的心灵素宣上，在每一个阴黑的地方向我展示。
溯洄 　　⒈掌灯时分
1931年，江南的承平岁月依依暖暖如一春花事之无限。
四月，陌上桃花渐歇，桅子花满山漫开如垂天之云。春江涨绿，水面拉宽略如淡水河。江有个名字，叫汩罗江，水上浮着倏忽来往的小船，他的家离江约需走一小时，正式的地名是湖南湘阴县白水乡晏家冲。家里有棵老樟树，树上还套生了一株梅花。黄昏时分年轻的母亲生下这家人的长孙。五十二年后，她仍能清楚的述起这件事：“是酉时哩，那时天刚黑，生了他，就掌上灯了。”
渐渐开始有了记忆，小小的身子站在绣花子绷子前看母亲绣花。母亲绣月季、绣蝴蝶，以及燕子、梅花。母亲绣大一点的被面、屏幢就先画稿子，至于绣新娘用的鞋面枕套竟可以随手即兴直绣下去。绣到一半，不免要停下来料理一下家务。小男孩一俟母亲走开，立刻抓起针往白色缎面上扎下去。才绣几针，母亲回来了，看看，发觉不对，而重拆是很麻烦的。绣花当时是家庭副业，哪容小男孩捣蛋玩这种“侈的游戏”，所以按理必须打一顿。只是打完了，小男孩下次仍受不了诱惑又从事这种“探险”，怎样的葱绿配怎么的桃红？怎样以线组成面？为何半瓣梅花、半片桃叶，皆能于光暗曲折之间自有其大起伏大跌宕——这样绣了挨打，打完又绣，奇怪的是忽有一天母亲不打人了，因为七八岁的小男孩已经可以绣到和母亲差不多的程度了。
家里还织布染布，煮染的时候小男孩总在一旁兴奋的守着。如果是染衣服，就更讲究些，母亲懂得如何在袖口领口口袋等处绑上特殊的图案，染好以后松开绑线，留在蓝布或紫布上的白花常令小男孩惊喜错愕。
比较简单的方法是在夏未把整疋布铺在莲花池畔，小男孩跳下澉子去挖藉泥，挖好泥浆以后涂在布上曝晒。干了就洗掉，再敷再晒。五六遍以后粗棉布便成了夹褐的灰紫色。家里的男人几乎都穿这种布衣。
还放牛，还自己酿米酒、捡毛栗、捡菌子、捡栀子花结成的栀实。日子过得忙碌而优游——似乎知道日后那一场别离，所以预先贮好整个一生需用的回忆。
十五岁读初中，学校叫汩罗中学，设在屈子祠里。祠就在江边上，学生饮用的便是汩罗江水。做父亲的挑着一肩行李把儿子送到祠中，注了册，直走到最后一进神殿，跪下，对着阳雕金字“楚三闾大夫屈子之神位”叩了三个头，男孩也拜了三下。做父亲的大概没想到磕了三个头后，这中国的诗神便收了男孩为门徒，使男孩的一生都属于诗魂。
起先，在十岁那年，男孩曾跟宋容先生教授读过《左传》和《诗经》，宋教授从北大回乡养病，男孩在他家看到故宫的出版品和文物图片，遂悠然有远志。他不知道二十七年以后他自己也进入故宫，并且在吕物研究之馀也是《故宫文物月刊》的编辑委员。他回想起来。觉得遇见宋先生是生平最早出现的大事，另一件大事则是在理化老师家读到了长沙出版的新文学杂志，知道世上有小说、散文和诗歌。
1948年，从军。长沙城的火车站里男孩看着车窗外的舅舅跑来跑去在满月台找他，想抓他回家，他狠心不顾而去。在兵籍簿上他写下自己的名字。因而分到一枚框着红边的学兵符号佩在胸上，上面写着“袁德星”。
⒉“到西安城外，娶一汉家平民女子……”
而同一年，远方另有一男孩才一岁，住在西安城的小雁塔下，和他生命相系的最早的这条河叫渭水。
外曾祖父那一代在西安做知府，慈禧逃庚难那一年还是他接的驾。大概由于拥有这么一种家世，他被娶了一个大有期许意味的名字：蒋勋。
辛亥革命之后，身为旗人的外曾祖父那一代败落了。外曾祖父临死传下遗命，要儿子必须娶个西安城外的汉家女子，平民出身，刻苦坚忍的那一种，家道才有可能中兴起来，外婆就这样嫁过来。外祖父显然不太爱这位妻子，一径逃到燕京大学去念书了。但这位外婆倒真是过日子的一把好手，丈夫不在，她便养它一窝猫。日本人侵华的那些年，西安城里别家没吃的，她却能趁早晨城门乍开之际，擦身偷挤出去。一出城，她便如纵山之虎，城外到处都是她的乡亲朋友，弄点粮食是不成问题的，后来她又把大屋子划成一百多个单位，分租给人，租钱以面粉计，大仓房里面粉堆得满满的。
看到小外孙出生，她极高兴，因为小男孩已有哥哥，她满心相信可以把孩子胱给母系，所以格外疼爱。西安城里冬天苦冷，她把小婴儿绑在厚棉裤的裤裆里，像一串不容别人染指的钥匙。
母亲当年念了西安女子师范，毕业典礼上的那首歌她一直都在唱：“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她还有一把上海来的蝴蝶牌口琴，后来因为穷，换了面粉，事后大约不免有秦琼卖马之悲，也因此每和父亲吵架，都会把“口琴事件”搬出来再骂一遍。
中国民间女子的豪阔亮烈，蒋勋是在母亲身上看到的。
她到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去参观，看到那些菲薄透明的瓷碗，冷冷笑道：“这玩意啊，我们家多的是，从前，你外婆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摔它一个。”
看到贵妇人手上的翡翠，她也笑：“这算什么，从前旗人女子后脑勺都要簪一根扁簪，一尺长咧，纯祖母绿，放在水里，一盆尽绿——这种东西，逃难的时候，还不是得丢吗？丢了就丢了就是了。”
母亲有着对美的强烈直觉和本能，却能不依恋，物我之间，清净无事。
往南方逃亡的时候，到了福建，从长乐上船。小男孩哭，母亲把他藏在船舱下面，吓唬他不准再哭了——早期的恐惧经验在后来少年的心里还不断成为梦魇，他时时梦见古井，梦到惊惶的窒闷和追捕。
暂时住在西沙群岛一个叫白犬的地方，好心的打鱼人有时丢给他们几尾鱼，日子就这样过下去。奇怪的是，许多年后，做姊姊的仍然恋恋不舍想起那些渔人分给他们的鱼：“好大的鱿鱼啦，拿来放在灰里煨熟——哎，那种好吃…”
终于，全家到了台湾，住在大龙峒，渭水换成了淡水河，孔庙是小男孩每天要去玩的地方。至于那轻易忘掉翠簪的母亲宁可找些胭脂来为过年的馒头点红，这才是真正的人间喜气。
⒊失踪的湖
1952年，小女孩九岁，住在一个叫湾仔的地方。逃学的坡路上有杂色的马缨丹，刚刚够一个小女孩爬得上去。热闹的街角有卖凉茶的，她和妹妹总是去喝——为的是赚取喝完之后那粒好吃的陈皮梅。当然，还有别的：例如迷途的下午被警察牵着回家时留在手心的温暖，例如高斜如天梯的老街，例如必须卷起舌头来学说广东话，例如假日里被年轻父亲带去浅水湾玩水的喜悦，例如英记茶行那份安详稳泰的老店感觉…然而，这一家人住在那栋楼上是奇怪的——他们是蒙古人，整个湾仔和整个港岛对他们而言，还不及故乡的一片草原辽阔，草原直漫到天涯，草香亦然，一条西喇木伦河将之剖为两半，父亲和母亲各属于左岸和右岸，而伯父和祖父沿湖而居，那湖叫汗诺日美丽之湖（汗诺日湖系蒙语“皇帝之湖”的意思）。二次大战前日本某学术团体曾有一篇《蒙古高原调查记》，文中描述的湖是这样的：沿途无限草原，由远而近，出现名曰汗诺日美丽之湖，周围占地约四华里，湖水清湛断定为一淡水湖，湖上万千水鸟群栖群飞，牛群悠然饮水湖边，美景当前，不胜依恋…
但对小女孩而言，河亦无影，湖亦无踪，她只知道湾仔的眩目阳光，只知道下课时福利社里苏打水的滋味，五年之间，由小学而初中，她的同学都知道她叫席慕容，没有人知道她真正的名字叫穆伦·席连勃，那名字是“大江河”的意思。
读到初一，全家决定来台湾，住在北投的山径，那一年是1954年，她11岁。
⒋湖口街头初绽的梅幅
那一年，袁德星早已辗转经汉口、南京、上海而基隆而湖口，在岛上生活五年了。“受恩深处便为家”，他已经不知不觉将湖口认作了第二故乡。
也许因为有个学了点裱画的朋友，他也凑趣画些梅花、枇杷让对方裱着玩，及至裱好了两人又拿到湖口街上唯一的画店去悬挂，小镇从来没出现这种东西，不免轰动一时——算来也许是他的第一次画展，如果那些初中时代的得奖壁报不算的话。
楚戈这笔名尚未开始取，当时忙着做的事是编刊物、到田曼诗女士家去看人画画、结交文人朋友。1957年，他拿画到台北忠孝西路去裱，裱褙店的人转告他说有人想买此画，遂以六百元成交，那是生平卖出的第一张画，得款则够自己和朋友们大醉一场。
仍然苦闷，一个既不能回乡也不能战死的小兵，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将赴南方，当时他的一位老大哥赵玉明也报了名，别人问他原因，他说：“不行啊，袁宝报了名，他那人糊里糊涂，我不跟着去照顾他怎么行呢？”
结果虽然没有成行，好在他却在知识和艺术的领域里找到了更大的挑战！戈之为戈，总得及锋而试啊！
⒌密密的芙蓉花，开在防窍洞上
搬进村子的第一天，蒋勋就去孔庙看野台歌仔戏。母亲一向喜欢河南梆子，所以也去了。一面看，她一面解释说起来：“这是《武家坡》啊！”
母亲居然看得懂用闽南语唱的歌仔戏，也是怪事。家居的日子，母亲是讲故事的能手。她的故事有时简单明了。如：“那王宝钏啊，因为一直挖野菜来吃，吃啊，后来就变成一张绿肚皮…”
她言之凿凿，令人不得不信，也有时候，她正经经讲起《聊斋》，邻居小孩也凑进来听。弟弟又怕又爱听，不知在哪一段高潮上吓得向后翻倒，头上缝了好几针，这事让为人笃寮的父亲骂了又骂。
每到三月十二日，公家就发下树苗，当时规定家家要做防空洞，幼年的蒋勋和家人便把分到的芙蓉插在防空洞上。芙蓉一大早是白的，渐渐呈粉红，最后才变成艳红。此外又家家种柳，柳树长得泼旺如炽。防空洞当然一次也没用过，却变成小孩游戏的地方，在里面养鸟，养乌龟，连鸭子也跑进里面去秘密的孵了一窝蛋，小孩和鸭子共守这份秘密——及至做母亲的看到凭空冒出一窝小黄鸭，不免大吃一惊。
所谓战争，大概有点像那座防空洞，隐隐的座落在那里，你不能说它不存在，却竟然上面栽上芙蓉，下面孵着鸭子，被生活所化解了。男孩穿花拂柳——咱跑到淡水河提上去放风筝，跑得太快，线断了，风筝跨河而去。他放弃风筝转头去看落日，顺便也看跟落日同方位的观音山，观音凝静入定，他看得呆了——那一年，他小学四年级，10岁。
⒍我可不可以来学画？
14岁考上台北师范，席慕蓉背个大画架，开始了她的习画生涯。那一年，楚戈开始努力看画展和画评后来因为觉得别人说的不够鞭辟，便自己动手来写。而13岁的蒋勋出现在民众服务处的教室里，站在老画家的面前问说：“我没有钱出学费——可不可以来学画？”
老画家凝望了少年一眼，点头说：“可以啊！”
1966年，楚戈退役，考入艺专夜间部美术科，而蒋勋，这时候刚开始念文化大学历史系。毕业以后，又读了文化的艺术研究所，1972年，25岁的他启程赴巴黎。
“以前我以为西安是我的乡愁，飞机起飞的刹那才知道不是，台湾在脚下变得像一张小小的地图，那感觉很奇怪，我才知道西安是我爸爸妈妈的乡愁，台北才是我自己的乡愁啊！”
⒎回
终于能回国了，那一年是1970年，心中胀着喜悦，腹中怀着孩子，席慕蓉觉得那一去一回是她生平最大的关键。
蒋勋回国则是在1976年。
楚戈也回来了——虽然他并未出国。许多年来，他一向纵身于现代诗兴现代画的巨浪里。但从1968年供职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开始，却陆续发表了不少有关青铜器的论文。1971年，他在《中华文化复兴月刊》上辟栏连续写了两年《中国美术史》。认识他的人不免惊奇于他向传统的急遽回归，但深识他的人也许知识，楚戈的性情是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的。
1981年，蒋勋出版《母亲》诗集，在序文里，他说：我读自己第一本诗集《少年中国》，发现有许多凄厉的高音，重复的时候，格外脸红。
接着他又说：这几年我在大屯山下，常常往山上走走。一到春天，地气暖了，从山谷间氤氲着云风，几天的雨，使溪涧四处响起，哗啦哗啦，在乱石间争窜奔流，在深洼之处汇聚成清澈的水潭。……我观看这水，只是看它在动、静、缓、急、回、旋、崩、腾，它对自己的形状好像丝毫没有意见，在陡直的悬崖上奋力一跃，或澄静如处子，那样不同的变貌，你还是认得出它来，可以回复成你知道的水。
我对人生也有这样的向往，无论怎样多变，毕竟是人生。
我对诗也有这样的向往，无论怎样的风貌，毕竟是诗，不在乎它是深渊，是急湍，是怒涛，是浅流，它之所以是诗，不在于它的变貌，而在于你知道它可以回复成诗。
回来的不只是从前那个离去的蒋勋，还要更多，多了一整腔沉潜的关情。1983年，他接受了东海大学美术系系主任的职位。
至于席慕蓉，她在一个叫龙潭的地方住了下来，画画、教书、写诗并且做母亲。前后开的画展分别是人像系列、明镜系列、荷花系列、夜色系列。
楚戈的情节发生了一点变化，1986年底他发现自己得了鼻咽癌，此后便一只手抗癌，一只手工作，且战且前却也出版了三本书，出过四趟国，开了港、台五六次画展。
⒏各在水一方
1986年，蒋勋为毕业班同学开了一门课名叫“文人画”，他自己和楚戈、席慕容合授此课。属于渭水和淡水河的蒋勋，属于汩罗江和外双溪的楚戈、属于酋喇木伦和大汉溪的幕蓉，本是三条流向不同的河，此刻却在交会处冲积出肥腴的月湾土壤。
“学生受了四年的专业训练，”蒋勋说，“我现在着包的不是要为他们再‘立’什么，而是要为他们‘破’，找三个人来开这门课，就是要为他们‘破一破’！”
受惠的不只是学生，三个老师也默默欣赏起彼此的好处来。那属于蒙古高原的席慕蓉，可以汲饮汩罗之水，那隶籍福建却来自西安小枞塔的蒋勋可以细泽草原的秩序，至于那来自楚地的楚戈亦得聆听大度山的情歌。属于原来不可能相逢的人物，在他乡相知相遇，并且互灌互注，增加了彼此的水量与流速，形成一片美丽丰沃的流域。
⒐溪谷桃李
1987年4月，沿太鲁阁公园的绿水、文山、回头弯、九梅一路走下去是桃塞溪和整片石基的河床（原名陶塞，此处是故意的笔误）。再往前走，则是密不透天的桃花，桃花开得极饱满的时候雄峙如一片颇有历史感的故垒。躺在树下苔痕斑斑的青石上看睛空都略觉困难——那天，教室便在花下。
“席老师，”一个女孩走来，眼神依稀是自己二十年前的困惑，“这桃花，画它不下来，怎么办？”
“画不下来？”她的口气有时刚决得近于凶狠，“你问我，我告诉你，我自己也画它不下来呀！谁说你要画它下来的？你就真把它画了下来，又怎么样？”
“画家这行业根本是多馀的！”爬到一块大石头上的蒋勋自言自语的宣布，这话，不知该不该让学生听到。忽然，他对着一块满面回纹的石头叫了起来，“你看，这是水自己把自己画在石头上了。”
楚戈则更无行无状，速写簿上一笔未着，却跟一位当地的“莲花池庄主”聊上了，一个劲的打听如何来此落地生根。
“山水，”蒋勋说，“我想是中国人的宗教。”
那山是座落于大劫大难与大恩大砣之间的山，那水是亦悲激亦喜悦之水。那山是增落青天之外淡然复兀然的山，那水是山中一夜雨后走势狂劲直奔人间不能自止的水——各挟其两岸的风景以俱来。
一阵风起，悬崖上的石楠撒下一层红雾，溪水老是拣最难走的路走，像一个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艺术家，弄得咻咻不已，师生一行的语音逐渐稀微，终至被风声溪声兼并，纳入一山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