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虚度无所成白首衔悲补何及

青春易逝 令人扼腕叹无奈

真正希望过“很宽阔、很美好的生活”，就创造它吧，和那些正在英勇地建立空前未有的、宏伟的事业的人手携手地去工作吧。在生活中，堆积了许多美好的、实际的工作，这些工作会使我们的土地富饶，会把人从偏颇、成见和迷信的可耻的俘虏中解放出来。

大山深处的土屋 　　土屋隐在大山深处，周围古木参天。土屋里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木床，一个灶台，一堆木柴，一铺被褥，一盒火柴，一把刀。除了他们父子二人，从没有其他人进入到这间土屋，当然更不会动用过这些东西。可是每隔一个月，父亲仍然会领着他的儿子过来，擦一擦桌子和椅子，晒一晒被褥和木柴，磨一磨刀，装走灶台上已经潮湿的火柴并更换一盒新的干燥的火柴。当这一切忙完，父亲就会领着儿子静静地离开。门上挂一把锁，却从来不曾锁上。那锁是为防止野兽们闯进土屋的。它对任何人都不设防。
父子俩住在另一座大山的山脚，距这间土屋，大约五十多里。从家来到土屋，再从土屋回到家，需要整整三天。离开家走不远就没有路了，三天时间里，父子俩几乎都是在密林中穿行。尽管世界上可能不会再有人比他们更熟悉这一带的山野，可是他们还是经常会在途中迷路。这绝对算得上一次遥远的艰苦的危险的跋涉。
父亲以前靠打猎为生，后来不让打猎，就在山脚下开了几亩荒地，闲时再上山采挖些草药，日子倒也安逸舒适。儿子第一次跟随父亲来到土屋，只有五岁；现在他已经十五岁了，父亲仍然坚持着自己怪异的举动。整整十年，整整一百二十个月，父亲和他，在家和土屋之间整整往返了一百二十次。一百二十次，或许并不算多，可这是一百二十次毫无意义的举动。每一次儿子都会心存不满，然后疲惫不堪。
问父亲原因，父亲总是笑笑说，到时候，自然会让你知道。
仍然，每个月，父子俩总要去一趟土屋。忙完，再锁了门离去。儿子认为这一切完全多余：不会有人来到这片没有人烟的山林，更不会有人来到这间土屋。——父亲究竟想要干什么？
终于，那一次，当他们推开木门，父亲惊奇地发现，屋子里竟有了住过人的迹象。——灶台边的柴火少了，火柴被划过，椅子被挪动，被褥尽管叠放整齐，却不是他们上次离开时的样子。并且，那把小刀也不见了。
父亲开心地笑了。他对儿子说，这就是我们十年来一直坚持的理由。
儿子听不懂。
父亲说很明显，有人在这里住过至少一夜。现在他虽然离开，不过这间土屋和土屋的东西却帮他在这片山林里度过了最难捱最危险的夜晚。甚至，可能挽救了他的生命。
儿子问难道我们每个月往返一次，每次用去三天时间行走一百多里，并在这土屋里准备这么多的东西，就是为了等待这个人吗？
父亲说是的，我们等待的虽然不一定就是这个人，但我们等待的无疑是来到这间土屋并需要帮助的第一个人。我们不过每个月来这里一次，却将一个人的生命挽救，难道这不值得吗？
可是，万一这个人没来呢？
那我们就把这件事坚持做下去。
假如永远不会有人来呢？
那就永远坚持做下去。
可是这样做有意义吗？
当然有意义。父亲说，你知道吗？在你来到这个土屋以前，我已经一个人在家和土屋之间往返了十年。就是说，其实我们并不是用了十年时间才等来第一位需要帮助的人，而是用了二十年。
你是说这土屋是你垒起来的？
不是，我只是修了修而已。这土屋是一位老人垒起来的。他垒这个土屋，和我们每个月来这里一次的目的完全一样，那就是——帮助一位未曾谋面却是真正需要帮助的路人。他的家，住在山的另一侧，每个月他都会从家来到这里，擦一擦桌子和椅子，晒一晒被褥和木柴，磨一磨刀，换走灶台上的火柴，然后离开，回家。他也用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才等来第一位需要帮助的人。那个人在山里迷了路，他筋疲力尽，急需一把柴火……
那个人是谁？儿子好奇地问他。
我。父亲淡淡地说。
几年后父亲老去，不能够翻山越岭再次来到这间土屋。不过每隔一个月，土屋里就会迎来一位与他长得非常像的少年。他在土屋里擦一擦桌子和椅子，晒一晒被褥和木柴，磨一磨刀，换走灶台上的火柴，然后离开，一个人回家。
一切只为了明天、或者后天、或者明年的某一天、或者后年的某一天、或者二十年后的某一天、或者永远都不会到来的某一位路人。
第一次印刷 　　我的书架上，摆放着很多书。这些书，一部分是从书店购回，一部分是从旧书摊上淘回，一部分是朋友所送。密密麻麻的，似拥挤在一起的历史。某一日，一本一本地翻，本来毫无目的，后来，却几乎翻遍了书架上的所有。这时的心情，也愈来烦躁和不安起来。
我见到，大部分，绝大部分，在前几页或后几页上，印着，第一次印刷。印数，五千册居多。抛开其它因素，这等于说，这本书，世上仅存五千册而已。好像，一种物什，剩到了这个数量，就应该身价倍增了。而这些书，这些不过印了五千册的书，却常常遭受被人打捆送到废品站的命运。
书印上了“第一次印刷”，不仅代表了印次，更代表了信心。否则，只需“一次印刷”便罢，“第”字就显得毫无作用。想想看，“第一次印刷”之时，出版社和作者，对书的前景，怀着怎样的一种期待啊！然而，第二次，却只能永远成为一种美好的幻想罢了。假如书有生命，那么，我不知道，这是它完成了一生，还是夭折在襁褓。
也有第二次印刷，第三次印刷，第若干次印刷。不多，但有。一本书，突然间就火起来，火得你猝不及防、莫名其妙。然后，其中一些，被拍成电影，或者电视剧，或画成漫画，完成它的普及。作者们，也从幕后走向前台，端一张笑脸，便似普度了众生。
说这些书是庸俗的，对作者和读者，都不太公平。那么，称通俗吧，好像更恰当一些。通俗的东西得以广泛流传，通俗的制造者得以名利双收，也是好事。毕竟，图书的出版，更多地是以一种市场化的行为在操作。但我想，那么多“第一次印刷”且仅仅完成了“第一次印刷”之书，真高雅到百姓看不懂的地步么？不过是一些大气的散文，一些厚重的小说，一些生活的所悟，一些对文化和历史的精辟见解，或者，一些我们本就应该知道的事情甚至常识。难道我们，难道我们的脑子，真得没有多余的一丝丝空间，装下这些东西么？
并非要捧起谁，棒击谁。但一些时尚作家的书在畅销，以一种蜂拥之式，将一些出版社、书店、书架和脑袋们塞满。但另外的一些人呢？那么多沉重和厚重的东西，那么多生命的炼历和思想的精华，却只能接受“第一次印刷”并仅有的“第一次印刷”的命运。谁在读书？谁在读谁的书？
并非要逼人读书，并非要逼人研究学问。但我想，泱泱一大国，却有那么多“印数五千册”并“第一次印刷”之“绝版书”，是不是，有些太不正常了？5千比13亿，这个比值，于是让人的心，变得沉甸甸不知所措。
丢失的信任 　　小时候的村子里，全村锁头加起来，不会超过十把。门倒是结实厚重，关上，严丝合缝。门上两个大门环，其中一个门环上，拴一根红布条。逢需锁门时候，红布条往另一个门环上一搭，就算锁上了门。锁上门，别人就不能擅自闯入。那时候，对村人来说，一根一扯即断的红布条，远比现在的防盗门结实百倍。
想想那时候，人与人之间，是怎样的一种信任啊！红布条其实更像告诉别人，现在家里无人看管。然从我出生直到我离开村子，也从未听说过谁家丢过东西。后来我将这件事说给朋友听，朋友说，因为贫穷吧？家里没什么东西，所以才不怕偷。我笑。我想他没有经历过苦日子，才会这样说。事实上，越是穷苦的日子，一点点生活资料才显得尤为珍贵。随便一个人，随便推开一家，扛走一袋或者半袋粮食，都可能要了一家人的性命。然，没有。
所以来到城市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人与人之间那种相互提防的紧张感极不习惯。为防贼人歹人，防盗门紧闭；为防受到欺骗，不与陌生人说话；为防受到伤害，不敢对朋友推心置腹；为防受到讹诈，不敢见义勇为。因少了信任，我们活得小心翼翼，苦不堪言。
还有，我们去饭馆吃饭，会怀疑他们的饭菜不干净；我们去公司应聘，会怀疑他们是否只为骗取我们的报名费；我们购买打折的商品，会怀疑商品的质量有问题；我们看到电视上的明星广告，立即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骗子！
信任之所以丢失，是因为我们或者我们身边的人曾经受到伤害。我们不想受到伤害，所以，对别人，对别人的所为，我们宁愿不信任。
我常常想，信任之所以丢失，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其中。包括你我。在这个信任缺失的年代，也绝没有一个纯粹的受害者。包括你我。
前几日回老家，见到农村的变化，很是欣喜。然欣喜之余，又很是伤感。我见到各种各样坚不可摧的铁门和各种各样坚不可摧的锁头，那种一根红布条就可以让别人莫入的年代，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
那天在超市门口，一个素不相识的小男孩突然交给我一只脏兮兮的断线的风筝，然后命令我，帮我看一会儿！人就跑进超市。他在超市里呆了半个多小时，我在超市门口替他看了半个多小时。那天我非常忙，但是那天，我必须也只能拿着那只也许永远不会再飞上天的风筝，直到他再一次从超市出来。
因为那天我隐约看到一根搭在门环上的红布条，因为那天我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来自于陌生人的信任。因为我想，不管可不可以，就让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这里重新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