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特务生涯：威震敌胆的中央特科

成立中共中央最早的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最初的酝酿是在廖仲恺遇刺事件之后。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代表廖仲恺遇刺身亡，而此前，没有任何预防和保卫措施。尽管刺杀的不是共产党人，但为中共保卫工作敲响了警钟。当时，中共广东区委决定要建立自己的内部保卫工作，而亲自参与处理此事的周恩来更意识到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性。

　　1926年，经周恩来建议，党中央派陈赓、顾顺章等人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业务，以培养党的公安保卫骨干力量。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中共党员和进步群众被逮捕杀害，上海、广州等地党组织遭到破坏，中共中央机关立即从上海迁至武汉。脱险后的周恩来冷静分析了政变发生的前前后后，意识到必须吸取惨痛教训，建立与开展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已刻不容缓。不久，以周恩来为首的沪区特务委员会受命于危难之际，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首次展开了中共的秘密工作，他们认真检查党组织遭破坏的情况，并将党组织转移到地下，及时整顿工人纠察队及营救被捕的人员。

　　5月，中共中央在武汉成立了中央军委，周恩来任军委书记。作为中共中央在白区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负责人，周恩来清醒地认识到：党在白区的活动是所谓“非法”的，只能采取更加隐蔽和秘密的方式进行斗争，党必须建立情报和安全保卫工作机构。因此，在严峻的形势下，为了保障党及组织的生存环境，有效地打击敌人、开展工作、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周恩来提议，在中央军委之下设立一个以情报保卫工作为重点的“特务工作处（科）”。

　　特务工作处成立后，积极开展活动，取得很大成果，周恩来曾如此评价：有了军委特务工作处这样的工作组织，我们党就掌握了敌人的主要动向，事先作了必要的准备，所以在汪精卫公开叛变之前，党就顺利地把部队撤出来了，避免了损失。这同“四一二”反革命事变时所处的被动局面是完全不同的。9月21日，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撤销，虽然仅仅存在了几个月，但是却为中央特科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11月，在原特务工作处的基础上，中共中央特别事务科（一说为“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在上海创建成立，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顾顺章任科长。中央特科先后设立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和交通科4个科，其基本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这是我党建立最早的保卫组织。22年后，周恩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特务”这个名词的发明权是属于我们的，当年想不出适当的名词称呼这一部分工作，就叫作“特别事务科”。为了加强对中央特科工作的领导，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特委”），统一领导全党保卫、情报等工作。在周恩来和中央特委的领导下，中央特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针对许多同志初次参加秘密工作经验不足、纪律观念不强的状况，周恩来决定举办学习班。1928年春，中央特委开办了为期20天的秘密工作训练班，培训内容有如何开展秘密工作，怎样坚持白区的斗争，如何保卫自己、打击敌人等等。同时，还进行了秘密工作纪律训练。周恩来、恽代英等领导向学员作了多次政治报告，陈赓、顾顺章讲授秘密工作技术和方法等课程。这期培训对于提高中央特科的战斗力、消除流氓无产者意识、培养革命纪律意识起到了重要作用。1930年，周恩来又建议中央特委在上海卡德路专为中央特科行动科（又称红色恐怖队，简称“红队”）举办了一个短期培训班，训练科目更加具体化、技术化，如：熟悉上海各街道里弄名称、路线和居民住宅具体情况，熟悉敌人警宪特务机关和流氓帮会情况；学习射击、化装、破译密码、用隐显墨水书写密函以及被捕后打开镣铐技术等等。行动科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先后处决了叛徒何家兴、戴冰石、白鑫及国民党特务头子王斌、马绍武等人。

　　周恩来不但积极创建公安保卫工作机构、培养人才，而且从一开始就极其重视公安保卫技术手段，如筹建电台交通、提高侦察效率、打造无线电专业队伍等。1928年，周恩来向共产国际推荐了10名在莫斯科上大学的中国学员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和监听破译技术。其中，涂作潮等6人经考试获得了录取，学成回国后成为公安保卫战线的骨干，在白区隐蔽斗争和苏区红军反“围剿”作战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周恩来的精心筹划下，1929年10月，中共第一部秘密电台在上海建立；12月，在香港建立了第二部电台。秘密电台的设立，对于保证中共中央同苏区、共产国际的联系及通报敌情，发挥了重大作用。此外，中共中央和苏区红军联络的第一本密码，也是由周恩来亲自编制的。周恩来所从事的隐蔽战线斗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著名作家韩素音在一书中称赞道：“周组建的精干的袭击队把他们的行动命名为‘伍豪（周恩来“五四”时期所用笔名——编者注）之剑’。而伍豪的剑是十分锋利的。”蒋介石则说：“如果我们抓住了周恩来，整个共产党就会垮台。”

周恩来除了直接领导和参与中央特科的工作活动外，还不断探索、总结秘密工作的方法和经验，形成了一整套情报和公安保卫工作的基本理论。

　　确立明确的指导思想、正确的工作原则和纪律。大革命时期，周恩来深谙革命队伍必须要有革命政治信念的引领和指导，在领导中央特科期间，他始终贯彻的指导思想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深入敌人的党、政、军、警、宪、特机关，探取情报、肃清内奸，有效地粉碎敌人的破坏阴谋，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周恩来制定了严格的原则与纪律，他曾反复强调：不许乱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这是三条基本原则，也是特科工作的铁律，更是特科工作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要求和区别于流氓无产者恐怖行为的标志。为了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和对敌斗争的能力，周恩来还经常在党内刊物《支部生活》上撰写一些短小精悍、极富战斗性的思想评论文章。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在《中央审查特委工作总结》中指出，当时政治教育的缺乏成为特委基础不能巩固的历史病源，并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

　　制订行之有效的秘密工作方法。为有效侦获情报和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周恩来在斗争实践中摸索出一套秘密工作方法，使特科屡创战绩。如：明确了情报与保卫二者关系，使中央特科的情报科与行动科既有不同侧重，又密切配合；秘密工作中，强调组织要隐蔽、精干，少而密，单线联系；在活动中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以公开身份作掩护，“利用合法掩护非法，合法与非法巧妙结合”，“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绝对分开”等等，为党的隐蔽战线和情报保卫工作确立了正确的思路。

　　特科最主要的获取情报工作方法，是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形成的在敌人内部发展情报关系的双重方式——直指敌人要害的“打进去”和“拉出来”。所谓“打进去”，即选派干练人员打进敌重要部门，获取核心机密。在周恩来的指导下，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国民党中统核心机构，使党掌握了国民党特务情报最高指挥机关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及时侦获了掌握党的核心机密的顾顺章叛变、蒋介石企图将中共中央一网打尽的绝密情报，在危急关头使党的中央机关避免了后果不堪设想的毁灭性破坏。所谓“拉出来”，即设法将敌方重要部门人员争取过来，为我提供秘密情报。周恩来研究并批准中央特科在国民党专业反共领导机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拉出了第一个重要反间人员——国民党驻沪特派员杨登瀛（鲍君甫）。杨利用其特殊地位和同各方面的关系，多次提供了国民党特务行动部署和隐蔽在中共内部的叛徒、奸细情报，帮助被捕的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获释，对保卫党中央、清理内奸、打击敌特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党的情报侦察工作历史上争取、运用秘密反间力量的最早的成功典范。

　　为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培养一支坚强的队伍。在白色恐怖中，成功做好情报保卫工作的首要前提是有一批高素质的优秀人员。周恩来对进入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不仅严格考察其业务能力，并且经常教育他们要树立坚定的政治立场、自觉的纪律意识和勇于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当他发现个别人员有流氓习气，立即进行整顿，以纯洁队伍，并把一批经过长期训练和斗争考验、对党绝对忠诚的优秀同志补充进来。周恩来还坚持在条件极为险恶的情况下为特科举办训练班，他亲自为学员作政治报告，讲对敌斗争政策原则、秘密工作纪律，并对学员进行秘密技术的训练。他在组织“红队”队员学习时指出：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每个行动都要有组织地进行，都要考虑社会反映。通过训练，学员提高了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他们既有着对党、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勇于献身的政治素质，又具备特工人员的专业技能，成为党的秘密工作的骨干力量。

　　周恩来为特科制定的指导思想、原则和方法，以及精心打造的特科精英队伍，使中央特科成为在其直接领导下的党的坚强战斗堡垒、具有坚定政治信念和极强战斗力的党的地下组织，并取得了威震敌胆的光辉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