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眼里的科举考试

一个在中国待过多年的法国外交官，有幸赶上了1901年云南的一次乡试，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能应该是最后一次了。这位对中国已经很了解的法国外交官，饶有兴致地观察了这场考试。

他发现，近万名云南各地的秀才，乘坐各种交通工具，赶到昆明，富家子弟乘轿子，再次一点的骑马，很多人，则只能跟着马帮走过来。他不知道的是，马帮带考生，一般是不收钱的，因为可以借机夹带一些走私货而不被查。云南的贡院，法国人称之为“文学院”。临考期间，贡院的那条街上，早早就热闹起来，赶考的秀才们所需要的一切，在街上都能买到。街上行人熙来攘往，以至于过往的行人，不得不排成单列。连女子也来凑热闹，有小家碧玉，也有坐在严实的轿子里的大家闺秀。

其实，在他看来，好些考生，其实不过是借这个机会出来放荡一下，所以，一时间，昆明的青楼妓院热闹非凡，在里面流连的，净是这些举子。其他人，是不敢在这种时候跟举子争锋的。一旦闹起事儿来，被举子打了，也是白打。钱花光了，就去当铺，所以，当铺的生意也很好。

然而，老百姓却用很虔诚的目光看着这些举子，每天前来看热闹的百姓，非常多，人们仰视着进进出出的举子们，小心翼翼地躲避着那些主持考试的官员的轿子。法国外交官说，这气氛，有点像法国大选前夕。只是，法国的民众，是用选票把未来几年托付给一个他们认为信得过的人，而中国的老百姓，则相信考试可以选拔出可以信任的官员。他的观察不错，的确，中国老百姓对科举，有着狂热的迷信，正因为如此，凡是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出行的虎头牌上，一定会写上自己的科举功名。有了这样的虎头牌，他们行事如何不打紧，老百姓一定高看他们一眼。这位法国人说，中国老百姓对科举考试，怀着宗教般的虔诚，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未来都托付给考试了。

参加过乡试的陈独秀说，所谓的抡才大典（考试），不过是定期把这些猴子狗熊弄来表演。这话，是他后来的认识，如果当年他就这样想，就不会去参加着名的江南乡试了。所以，尽管有大批混混，但希冀博一个功名的考生，也还是不少的。他们的虔诚，一点也不亚于那些围观他们的人。

这位法国人还发现，在考试期间，昆明所有的机构，都停止办公了，市民所有的事情，包括婚丧嫁娶，都为考试让路。考场被兵丁们严格把守，考场被严格地隔绝。主考的考官，被神圣化了，进出的排场极为宏大，进出，都要放炮。但是，在考试期间，这些考官也被禁闭在考场，不能出来半步。法国人担心，考生在考试，这些考官没事干，是不是会很无聊？陪同他的人对这个问题很诧异，他们怎么会感到无聊？受到如此尊敬的人怎么会感到无聊呢？

的确，这就是老外的“外”了。一般来说，只有翰林出身或者现任的翰林，才有可能外派担任乡试的主考和副主考。承担这种考差，是所有翰林求之不得的事情，不仅意味着可以弄到一大笔钱（不是考生的贿赂，而是地方官的馈赠），更重要的，这意味无上的荣誉和皇帝的信任。考完，可以获得一批学生（凡是被录取了的都是他们的门生）。有了这些门生，日后的生活中，会有无穷无尽的好处。所以，进考场之后的考官，兴奋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感到无聊呢？

一双洋眼，所观察的科举考试，看到了为我们所忽视的一些东西。的确，这个实行了1300多年的制度，对中国人的影响，还真的不可低估。后来的高考，即便大学毕业早就不包分配，也不是“国家干部”了，但人们还不是当它是科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