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临渊羡鱼不如结网

上帝助自助者

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

蚂蚱的价值 　　农贸市场的尽头，长年守着一位卖菜的女人。经常见到她的女儿，八九岁的样子，扎一对冲天小辫，粉嘟嘟的小脸，很乖巧很可爱。小女孩常常把作业本摊开在水泥台面上写作业，偶尔也会帮妈妈招呼一下顾客，稚嫩并且认真的声音，常常引得买菜的人哈哈大笑。
今天她没有写作业。她低着头，兴致勃勃地玩着手里的一个贝壳。她告诉我作业在学校里已经写完了，刚才她还去大海边玩了一会儿呢。你看你看！她把手举到我的面前，我拣到的，多么美丽的贝壳！
贝壳不但非常漂亮，并且极其稀少。本市一些小作坊常把这种贝壳稍作加工，钻个孔洞或者涂上油漆，就可以卖到二十多块钱。女人夸小女孩很能干，小女孩高兴地咧开嘴笑。
在女人那里买了些菜，临走以前跟小女孩开起玩笑。我说把贝壳卖给我吧。小女孩歪着脑袋想了想，说好啊好啊。她又松开一直紧握的左手，我见到，她的手心里，还有一只绿色的蚂蚱。这只蚂蚱也卖给你，小女孩说，这是我在海滨公园的草屏边上抓到的，费了好大劲呢。
我说行，贝壳和蚂蚱我都买了，你开个价。
小女孩想了很久，然后认真地对我说，贝壳一块，蚂蚱五块。
我笑。小孩子毕竟是小孩子，她分不清手里的两样东西，哪个更值钱。
于是就问她，为什么这样好看的贝壳只要一块钱，而一只随处可见的蚂蚱却要卖到五块钱呢？
小女孩歪着脑袋，黑葡萄般的眼珠飞快旋转。因为贝壳是我拣来的啊，没费一点儿力气。我赤了脚在沙滩上走，一下子就拣到了。她得意洋洋地说，可是蚂蚱不一样啊！它总在蹦，它很调皮，我费了很大劲儿才抓到它……
原来这样！原来对小女孩说来说，一种东西的价值，并非取决于它的稀缺程度，而是取决于得到它的艰难程度——得到越是艰难，那么理所当然，它就更有价值，就更值钱。
那天我花掉六块钱买下了小女孩的贝壳和蚂蚱。临走前我对小女孩的母亲说，这个小姑娘长大以后，可能成为哲学家或者经济学家。
可是刚刚转过街角，我就随手扔掉了手里的蚂蚱。
因为，对一位成年人来说，一只随处可见的蚂蚱，无论得来如何艰难，也是毫无价值。
猜书 　　楼下公共车站点有一报亭，常在那儿买份报纸，当成饭后消谴。久了，便与老板混熟，偶尔等车时，就会随手取一本杂志，漫无目的地翻。
杂志大多印刷精美，封面也大多站一衣不蔽体的漂亮女生，培养着市民的审美，陶冶着百姓的情操。内页也不错，总是配着大幅的插图，像看连环画般，扫一眼，基本就理会了内容。
但总有些事令人不爽。比如，部分精美得让人眩晕的杂志，便不可以随便翻阅。这些杂志被一张天衣无缝的塑料薄膜封紧，摆着硬梆梆拒人千里的造型，模样像极了超市里的大洋烤鱼片。想品尝？交钱。
好在对这些杂志，并没有非读不可的兴致，还不至于影响到我的情绪。但后来，在书店里竟然也常见这种“烤鱼片”，这时心情，便很有些忿忿然了。
“烤鱼片”们大多挤在书山之中，或许有一个诱人的书名。拿起来，却翻不得，想冒着被擒的危险拆开其透明包装，看看头顶的监示器和店员们警惕的眼晴，只得做罢。于是开始猜，从书名猜内容，自觉有了七成把握后，看看定价，伸伸舌头，却定不下要买的决定。如此价位，万一猜错了呢？比如，你从《不想上床》能猜到什么呢？摇摇头，只得将书归位。叹一声，“蹭看”时代，已逐渐远离矣！
我认为文刻甲骨是最亲切的书，封面就是内容，内容即为封面，一个乌龟壳儿和牛肩胛上也刻不了多少字，古人们扫上两眼，一本书就看完了。后来有了竹简，虽然捆起来略显笨重，但同样并不设防，展开，点几下脑袋，一本书就读完，舒服得很。我猜想，古人之所以惜字如金，古汉语之所以用词精练，大抵与此有关。后来发明了造纸术，又有了活字印刷，这书就有了封面，如同穿着一件衣裳，发展下去，语句也变得啰嗦起来，像憋了三年的长舌妇。经常，你翻开一本“名家”大着，先是作者介绍，年龄藉贯何时何地得过何种奖励，然后是前序，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再然后是书评，另一些大家对该作品的肯定，再然后，才是内容。内容也是斗大的字，间着一些插图。插图也许抽象化了，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大有毕加索遗风。但这些毕竟还可以忍受，只要你有耐心，书们穿再多的衣裳，你总可以看到内容，然后根据内容来决定购买与否。哪像这些“烤鱼片”书籍，得冒冤大头之险，窝火得很。
己故的梁实秋老人家曾很怀念北平购书的日子。“你迈进门去向柜台上的伙计点点头便直趋后堂，掌柜的出门迎客，分宾主落席，慢慢的谈生意。……搜访图书的任务，他代你负担，只要他摸清楚了你的路数，一有所获立刻专人把样函送到府上，合意留下翻看，不合意他拿走，和和气气。书价么，过节再说。……”我想，那时的爱书之人，估计是不会购错书的。就算你根本没有买的打算，只想蹭看，也无人揭穿你。想想，读书人生在那样的时代，真是幸福。
那个时代毕竟一去不返了。书肆成了敞亮的大堂，掌柜的成了企业家，店伙计成了保安，书们也被包得严实，像深居闰楼的娇羞少女，容不得你贪婪的眼睛。
你只有猜了。
那些令我幸福的时光 　　给某文学期刊发去一个中篇，几天后接到编辑电话，说，很好，将刊于杂志下期。这样的消息我听过无数次，心里早无什么兴奋可言。可是编辑接着说，因为你的这篇小说，编辑部的某位编辑给远在故乡的母亲打了一个电话。我问为什么，他说，那位编辑，被你的文章打动了。
小说写的是一位母亲一生之中的几个片断，却用去我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写作的过程异常痛苦，以至于好几次我有过放弃的打算。稿费当然很低，可是现在，我认为很值。我不知道除了这位编辑以外还有没有别的读者因了这篇小说而给他（她）久未联系的母亲打一个电话，我只知道某个下午，一位远在乡下的母亲听到她城里做编辑的儿子的声音。那一刻母亲注定是快乐的，幸福的，我认为这足够了。我的文章能让一位母亲感受到幸福，我那一个月的时间，就没有白费，我的这篇小说，就有了价值与生命。更何况，因了那位编辑的电话，整整好几天，我都是快乐和幸福的。
一位写手朋友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她上幼儿园的儿子有一天放学回来，兴致勃勃地给她讲了一个故事。她问是谁教你的这个故事？儿子说是老师教的。老师从一本杂志上读到这个故事，又把故事读给他们听。儿子说这个故事让他很开心，他希望他的妈妈也会开心。
朋友见过这个故事，从我送给她的我的集子里。朋友问儿子知道这个故事是谁写的吗？是我的一位朋友，他叫。她的儿子于是更开心了，他说，原来是妈妈的熟人！明天我就告诉幼儿园阿姨，我妈妈认识写这个故事的人。
那天我很快乐。那几天我很快乐。因为我的一篇千余字的文章被幼儿园阿姨读给孩子们听，因为这些孩子们很喜欢这个故事。还因为，其中一位孩子的母亲，就是我同城的朋友。我想这足够了，我的文字能让天真单纯的孩子们感到快乐，那么，这些文字就是快乐的、幸福的，当然，我也是快乐的、幸福的。
老家的父亲给一个工厂做门卫，并且负责给每个科室分发报纸。那天，父亲突然从当地晚报的副刊上看到我的文章，父亲告诉我，那一刻，他“欣喜若狂”。其实只是一个豆腐块，文章也很是普通，可是那一天，父亲还是把那个豆腐块一连看了好几遍。父亲给科室送报纸的时候，会指着那篇文章问，知道作者是谁吗？他们当然不会知道，于是父亲说，是我儿子。一整天父亲都是乐呵呵的，晚上，他甚至喝了点酒。
自从在城里买了房子，我的样刊样报从此没有再寄回乡下，于是父亲读我文章的机会，就变得很少。当然当我的新书出版，我会送父亲两本，可是我认为，那种快乐更像“批发”而不是“零售”。其实父亲更愿意从零散的杂志上发现我的文章，那样，他的快乐就是连续的，甚至是递增的。他会把刊有我文章的杂志拿给朋友们看，然后装作不经意地说，我儿子。父亲略通文学，略通文学的父亲为我和我的文字骄傲。尽管那些文字，其实是那样不值一提。
因了父亲，那些天的我，快乐并且幸福。我想，即使世界上只剩下父亲这样一位读者，我也愿意将写作继续下去吧？
写作时间太久，事实上，因写作而产生的幸福感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淡。当然发表会带来幸福感，出版会带来幸福感，稿费也会带来幸福感，但是这些幸福比起写作的艰辛，真的是微不足道。还好有他们，有善良的编辑们，有编辑的母亲们，有单纯的孩子们，有孩子的母亲们，有我的朋友们，有我的亲人们，他们因了我的文字而欢愉和幸福，那么，在他们的那些幸福时光里，我就是欢愉和幸福的。这些欢愉和幸福是文字以外的，甚至是写作以外的，它们属于人情，抑或属于人生，我加倍珍惜。
那么，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继续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