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鸡蛋的温情与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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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夜,宁夏西海固山区气温骤降,大雪纷飞。天空放晴后,我搭上班车,行进在乡间盘山公路上。远处山坡残雪斑驳,退耕还林的地方草木复苏,隐约可见淡绿色,轻如烟雾。
西海固的西吉县是人口大县,近50万人,其中回民逾半。2010年的财政收入只有3400多万元,农民人均收入约3450元,主要靠务农和外出打工。在那片土地上,洋芋,即土豆,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农作物。多数农民半个月甚至一个多月才能吃上一次肉或者鸡蛋。
2010年9月起,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始推行“营养早餐工程”,即保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包括寄宿和走读)和县城的寄宿生,“每人一天一个鸡蛋”,共有约37。5万名学生受惠。
从那以后,黄土高坡的山沟里升起的第一缕炊烟就来自乡村学校。
检查鸡蛋皮
在贫困山区,不要小看一个鸡蛋。
距离西吉县城几十公里的西滩乡和沙沟乡都非常偏僻,盘山公路似乎没有尽头。交通不便,农民也更穷。一些学生告诉我,他们爱吃鸡蛋,不过“一般是家里来人了,妈妈才会炒鸡蛋,吃上肉”;甚至有人说,“以前没吃过鸡蛋。”
在西滩乡小学,一年级老师回忆,发鸡蛋的第一天,班上的杨阳很兴奋,淘气地把整个鸡蛋黄一口吞下去,噎住了。老师吓得半死,赶紧拍他的后背,让他吐出来。
西滩乡中心小学米校长说,有的学生舍不得吃,偷偷藏在口袋里,要拿回去给奶奶。爸妈外出打工了,家里就祖孙俩。有一次,班主任发现了,就要孩子当着她的面吃下去,并教导说,“把鸡蛋吃了,学习好了,长大了再孝敬奶奶。”
因为有孩子舍不得吃,所以有的小学要回收鸡蛋皮。吃完鸡蛋,鸡蛋皮要放在课桌上,学习委员挨个回收,保证“每个熟鸡蛋都吃进学生的肚子里”。
从宁夏教育厅的官员到乡村校长,人人都为鸡蛋神经紧张,小心翼翼。官员反复下乡调研查账,生怕几千万元的鸡蛋钱打了水漂;县市政府招标选购鸡蛋,生怕学生群体性食物中毒;乡村校长每周亲自领取鸡蛋,生怕鸡蛋有裂缝,学校要倒贴钱;值班教师晨起煮蛋,生怕鸡蛋不能按时送进教室。
在夏寨村小学的教室里,第一个和我说话的人,是11岁的杨志强。他坐在我对面,脸蛋尖瘦,皮肤红黑,眼睛明亮,好奇又兴奋地观察着我,一点都不胆怯。
我问他:“你喜欢吃鸡蛋吗?”他答:“喜欢。”“为什么?”“因为我学习差,老师说,吃鸡蛋补充记忆力。”“你爱吃鸡蛋白还是鸡蛋黄?”“鸡蛋黄,里面的东西肯定更有营养。”“你拿过鸡蛋回家给弟弟妹妹吗?”“有,给我妹妹。”“你给妹妹吃鸡蛋白还是鸡蛋黄?”“鸡蛋黄,但是,有时候,我想学习好一点,就全吃了,她也吃不上。”
坐在杨志强旁边的男生很文静,他叫马军。我拉着他的手问:“喜欢吃鸡蛋吗?”“喜欢,但是我不能吃,吃了鸡蛋,有时候舌头就会裂开。”他伸出舌头让我看上面的裂口。“那你的鸡蛋都拿回家去了吗?”“是,给我妹妹,我很喜欢我妹妹,她一岁半。”
我问孩子们,老师会检查鸡蛋皮吗?他们说,有时候会。“老师不检查的时候,我就把鸡蛋皮藏在书桌底下。检查的时候,就拿一点出来,或者问同学借。”
还有孩子说,班上有人用钢笔和铅笔盒换鸡蛋,“他的爸爸在外地打工,他一两个月就能换一个铅笔盒,同学们都抢着和他换鸡蛋。”
临别时,杨志强和马军忽然提出要和我结拜。我同意了。他们很郑重地要求在黑板前合影。
最后,他们俩对着镜头说了结拜的誓言。
马军说:“我和老师结拜成兄弟,有福共享,有难同当。”
杨志强说:“不求同年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日亡。以后我吃鸡蛋白,姐姐吃鸡蛋黄。”
囚犯的女儿
离西吉县城约10公里处,是吉强镇夏寨村的中心小学。这是兰兰的母校。
兰兰今年14岁,在县城的三中念初二。她身体偏瘦,扎着一束马尾辫,穿着她妈妈纳的黑布鞋。7岁那年,跑运输的爸爸在城里酒后打人,被判刑十年。出事时,大弟弟东东3岁,小弟弟健健还在妈妈的肚子里,才两个月。
兰兰妈妈说,男人被抓走后,家里就她一个劳力了。2007年,夏寨村小学校长韩建国知道兰兰妈妈生活艰难,就安排她到学校给孩子们做饭。
2007年以前,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独立承担贫困寄宿学生的生活补助。后来,中央开始拨款,与地方财政各承担一半。于是,学生伙食有了改观,面汤里有了青菜,一个星期基本上也有一顿牛肉面。这个年龄的农村孩子饭量大得很,所以食堂是不限量的,随便孩子吃,吃饱为止。
在兰兰家的时候,我和孩子们坐在炕上。兰兰的小弟弟不知道从哪里拿来一个生鸡蛋,自己在炉边玩。好像是职业病的反应,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兰兰的妈妈在学校管做饭,会不会把鸡蛋拿回家?我问几个孩子,平常妈妈在家里也煮鸡蛋吗?兰兰说:“没有。”孩子们沉默了一会儿,兰兰的堂弟狡猾地笑着说:“有呢。”话音刚落,兰兰就抬起头,用很快的语速抢着说:“没有就是没有,他不是我们家的人,怎么知道我们家的情况。”
这时候,轮到我低头沉默了。我心想,既然谁的生活都经不起追问,又何必苛责一个贫苦的女人呢?
告辞时,我给兰兰妈妈塞了些钱,对她说,“在孩子爸爸回家前,要让兰兰每天都能吃上洋芋面,不能再吃方便面了。”说完,我转身出门。
突然,有人跑过来拽住我的胳膊,一个坚定的、激动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姐姐,你叫什么名字?”
我回头一看,是兰兰,她正注视着我,挺直腰板,一种自尊逼人而来。
“这个地方竟然也有烟花”
西吉县有400多所农村中小学,其中大部分是村小。所谓“村小”,即行政村小学,有的只能称为教学点,学生很少,连个学校都算不上。
近4000个乡村教师零散分布在这些学校里,在沙沟乡的大寨村小学,只有9个教师,守着村里的100多个低年级学生。到了周五,校长会开着摩托车翻山越沟,把教师带到乡里,赶上中午前发车的公共汽车回县城或者邻县的家。周日下午,他们必须返校,行囊里是家里的馍馍和咸菜,这是一个星期的粮食。
25岁的韩月,汉族人,是沙沟乡中心小学的女教师,有一双会笑的眼睛。她说,孩子们特别喜欢她,就是因为她经常有笑容。她说,两年前,刚来的时候,每到夜里两点左右总会醒来,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不是怕鬼,而是一种莫名的恐惧”。后来,只好把80多岁的奶奶接来,陪着她过了几个月。
西滩乡小学的英语老师王雪凤,毕业五年多,是西滩乡第一个科班出身的英语老师。她说,在银川上大学的时候,没想到自己的人生会是这样的。曾经以为,毕业后,会留在城市,买房子,组建家庭,以后孩子能上幼儿园。
她忘不了2008年的冬天,那年的雪特别大。她周末要去银川参加考试,是函授的本科,打算将来调到城里去。清晨七点多,她在山坡下等路过的唯一一趟公共汽车。等到八点多,车终于来了,可是超载,她上不去。那个时候,看着铺天盖地的白雪,她哭了,心里发狠劲,哪怕走路都要走回县城去。
王雪凤说,她两次参加县城小学选拔教师的考试,第一次差0。2分,第二次连面试都进不去。现在她已经不再想考,觉得在乡下的学校里,同事们之间很亲近,孩子们也需要她。忽然,就不想改变了。
去年元宵,学校规定教师要返校,准备开学。她觉得学校很不通人情,因为那本应是热闹的节日。那个晚上,除了月亮,山沟一片漆黑寂静。但后来,站在半山坡的校门前,她忽然看到山里闪耀起一束烟花,“很惊喜啊,没想到,这个地方竟然也有烟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