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放牛班”的孩子,复旦学子放弃高薪付出11年青春

电视台的晚会上，一群孩子与姚明共唱了一首《快乐相随》。这群孩子一看就不是上海的孩子，他们比上海的同龄孩子多了一份羞涩和淳朴。果然，这些孩子是外来民工子弟。他们的父母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外来打工者，他们可以说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那群人。他们能有机会走上这么大的舞台，都是因为一个人，他们的志愿者老师张轶超。这不禁让人联想起了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张轶超就像电影中的那位老师，改变了这群孩子的人生……

曾经是父母的骄傲，现在让父母抬不起头

张轶超和这群农民工子弟就好像《放牛班的春天》中的老师和他的学生们。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是一部让人因为喜悦而泪流满面的电影。电影中讲述了一间男子寄宿学校，里面的学生大部分是犯过罪或是难缠的问题少年。一位音乐家到这里成为了老师，他教这些学生唱歌，用音乐逐渐打开了这群少年封闭的心灵。其中最调皮的一个少年后来还成为了世界著名的指挥家，这位老师改变了这群少年。

张轶超也正做着同电影中的音乐老师一样的事，但张轶超不是学音乐的，他从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创办了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创办“久牵”就是为这座城市的农民工子弟提供免费的课外教育，让他们感受快乐和自由，让他们获得自信，也让他们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35岁的张轶超为此已经付出了11年的青春岁月。

张轶超原本可以找到收入远远高于现在，也远比现在轻松的工作，但他没有。他选择了做一个职业志愿者，除了过年，几乎没有休息的日子。他为了什么？求的又是什么？他的脑袋到底在想些什么？就连他的父母也无法理解。一切都要从11年前说起。

张轶超的成长道路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当年保送进复旦大学，让他躲过了令人窒息的高考。之后他又直升成为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不知羡煞了多少人。作为家中独子的他，曾经是父母眼中的骄傲，亲戚朋友无人不夸他，说他将来肯定前途无量。他也成了父母在别人面前最好的谈资。可如今，父母最害怕的就是在邻里亲朋之间谈起他，最怕的是别人问他们儿子在哪里工作，收入多少。他们觉得说不出口。曾经让他们骄傲的儿子现在的收入还比不上一个普通的大学生，甚至是一个蓝领。“复旦研究生毕业，才这点收入，看来是没混好。”别人会这么想，父母觉得抬不起头。父母的期望其实很简单，只希望儿子找份收入高又稳定的工作，将来衣食无忧，早日结婚生子。这是为人父母最简单，最朴实的想法。而偏偏，张轶超不这么想，他对这个社会的认识和对自我的认识不同于一般人。

2001年，还在读研究生的张轶超，在学校办着一份学生报纸。一篇关于北京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报道让他惊讶，城市里的学校居然会跟贫困地区的学校一样，没有好的教学环境，没有优良的师资。他想，上海肯定也有这样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他也想试着去寻找这样的学校，并且把它报道出来。

张轶超完全没想到，那一天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探访会影响他的生活甚至是整个人生方向。从此，他的生活中再也无法抹去那些农民工子弟的身影。

张轶超得知离复旦大学不远的江湾镇有不少民工子弟学校。张轶超摸索着找去了，终于让他看到了一所民工子弟学校。他惊讶地看到，这里的教室昏暗，用黑漆刷成的黑板，散落着的只有半截的粉笔，破烂的课桌椅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这里是教室吗？这样的教室居然出现在上海这样一座大都市。张轶超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更让他觉得揪心的是坐在教室里的学生们。他没见过这般吵闹的教室，有的人在瞌睡，有的人在吃东西，唯有极少数人在听课。学校里师资有限，好的老师有几个愿意在这样的环境中教这些不听话的学生呢？而且这样的学校都是民办的，学校以利益为重，对于师资方面的支出能省则省。

见到此情此景，张轶超觉得这些孩子太可怜，同样生活在这座大都市，上海的父母都尽力为自己的孩子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而这些民工子弟，他们的父母忙于生计，他们只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张轶超决定要做些什么来帮助这些学生，让他们能学到更多。这种使命感伴随他至今。

放弃高薪，当志愿者

有些触动是刻骨铭心的，张轶超第一次走进民工子弟学校见到的画面一直印刻在他的脑海中。更让他无法释怀的是，不久之后，他带了一袋糖果去看望这些还在上小学的孩子们。老师将糖果抛洒空中，孩子们狼奔豸突般地争抢。然后，就有人打起来，就有人哭起来……张轶超眼眶有些泛红。这些孩子现在他们可能年纪还小，还懵懵懂懂的，说不定哪天他们跟城里孩子相比就会变得自卑，如果他们能得到好的教育，如果能建立健康、乐观的世界观，这将影响他们的一生。张轶超有了自己的想法。

张轶超和同学、朋友们说了自己想当志愿者为这些民工子弟上课，当即得到了不少的响应。在张轶超的号召下，去农民工子弟学校上课的志愿者渐渐多了起来。

当志愿者势必占用自己的时间。读书的时候，业余时间相对多些，跟同学们一起当志愿者，彼此有个伴，也多了份动力。然而等到毕业后，大多数志愿者没有办法再坚持这份志愿者工作了。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做志愿者发挥自己的爱心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而当这一小部分跟自己的生活的主旋律发生冲突时，大部分人选择了放弃这一小部分。然而这一小部分，对张轶超来说却显得尤为重要。

经过在农民子弟学校当志愿者的这一年，看到孩子们因为他的授课有所长进、改变，听到孩子们发自内心地唤他一声“张老师”，张轶超找到了他自己人生的目标——从事教育工作。在张轶超观念里的老师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师，传道、授业、解惑，老师教会学生的不仅是知识，还要指引他们的人生，为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梦想一直支撑着张轶超。

2002年，张轶超毕业了，他应聘到一家民办双语学校当高中老师。这所学校是名副其实的贵族学校，高中一年的学费高达8万元。学生们都将借助财富的力量，直接参加海外高校的入学考试，而不必面对国内的高考压力。

很多人说张轶超能在这所学校当老师真是幸福，不但能享受学校一切先进的设备以及舒适的环境，就连学校的伙食都特别丰盛。而这里的不少学生嫌学校伙食不够好，每天中午由家中保姆送午饭给他们。这让张轶超再次想到那些民工子弟。同样是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孩子，民工子弟和贵族学校的学生就像是两个极端，巨大的差异时刻刺激着张轶超的内心，让他无法平静。如果他没有去过民工子弟学校，那么他或许会淡定地在双语学校教书，享受这份舒适和安逸。但他见过了这两种极端之后，他更加清楚他的使命有多重要，那些民工子弟绝对比双语学校的学生更需要他。

他的生活开始在这两种极端中徘徊。周一到周五的白天，他给那些“富二代”孩子上课，而晚上和周末都奉献给了贫困的农民子弟。

双语学校的学生能自信沉着走上讲台做演讲，主题是奶酪、葡萄酒，他们和张轶超探讨人类食物的采集方式。而那些民工子弟学生，他们大都害羞，说话低着头，几乎没人会举手主动回答问题。这就是差别。这些差别，时刻提醒着张轶超他正在做的事情有多重要。他明白，贫富差距有社会的因素，这是他无力改变的。他能做的就是尽力去帮助这些民工子弟改变。他想着各种办法。有一次，有位学生生日，张轶超把生日会搬到了课堂，想吃蛋糕的同学，必须说出过生日这位同学的一个优点。用这样的方式，张轶超鼓励大家去关注关心自己身边的人，培养一种最初的公民意识。这些民工子弟学生通常都会为了得到奖励变得积极一些。

孩子的改变需要时间，张轶超为此付出了自己所有的业余时间。他忙得连谈恋爱的时间也没有。大学里，跟他谈了一年多的女朋友，就像很多大学情侣一样，在毕业后就跟他各奔东西了。之后，跟他交往的女朋友没有超过三个月的。还没有一个女生能接受他对民工子弟全身心的投入。

双语学校的收入不错，工作没两年，张轶超每月就有七八千元的收入了。父母劝他把用在民工子弟身上的精力放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应该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收入肯定还能更高。同时，也该花点心思找个女朋友。张轶超能理解父母的想法，但他却无法认同。从小，他性格温和，说话慢声细语，不了解他的人会觉得他是个好脾气、容易妥协的人。事实上，张轶超的骨子里有着一股倔强劲，他打定的主意谁也改变不了。学了哲学之后，更加固了他的自我意识。在他的脑海中，思想是自我的，是不为所动的，任何外界的因素都改变不了他。他可以心平气和，耐着性子听完父母的劝说，但最终他会坚持自己最初的想法。“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是我认定了我该做的事情，我不会放弃。”轻声一句话，却有着不容置疑的坚定。父母知道扭不过他，也只有随他去了。

自从开始工作后，张轶超就住在学校里，周末才回家住两天。一来，躲避父母对他的唠叨；二来，可以省下路上的时间。

随后几年间，张轶超没有停止过组织新的志愿者加入他的行列。然而，困难一个接一个让他去面对。有的民工子弟学校打着“复旦学子在此授课”的名号去招生，有的学校坚持不久就关门了。张轶超一直在想，要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去帮助这些民工子弟。

找一个不被世俗局限，跟他一样能看到更广阔世界的人

在张轶超的印象里，《放牛班的春天》是一部诗一样的电影，但是他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和电影一样的传奇。2006年的一天，他在农民工子弟学校上课，偶尔听到一个学生在哼唱着歌曲，虽然这个学生的普通话有些不标准，但天籁般纯净的声音深深打动了张轶超。他突然从记忆中翻出了《放牛班的春天》……

张轶超为农民工孩子请来音乐老师，组建了“放牛班合唱团”。他效仿电影中的那位老师，想用音乐打开孩子们封闭的内心，让他们感受到快乐和自由，这将是陪伴着他们一生的财富。

果然，孩子们很喜欢唱歌。虽然一开始他们唱得不标准，但他们听到音乐响起就会开心地一起跟唱，完全不像学英语时那般羞涩，不好意思开口。那一刻，张轶超觉得他做对了。那一年5月，只有两个月培训经验的孩子们在中福会少年宫登台演唱了《让世界充满爱》、《拯救世界》、《童年》三首歌曲，感动了无数观众。当台下观众竖起大拇指对他们说：“你们是最棒的。”这些孩子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这次演出，募集到了10万元捐助。凭借这笔钱，张轶超租借了教室，在一个叫“久牵公寓”的小区租借了一套房子，给周边的民工子弟开设免费的课程。除了英语，其他大都是跟音乐有关的课程，比如合唱、舞蹈、古筝、笛子、口琴等。张轶超联系到有哪方面专长的志愿者老师，就开设哪门课程。那时，无论是孩子们还是志愿者，大家总会说“今天去久牵”。久而久之，“久牵”成了张轶超永久牵手民工子弟的一个梦想。因为要自己开设、安排课程，联系志愿者老师，诸多繁琐的事务让张轶超渐渐分身无术。张轶超做了一个让人看不懂又大胆的决定——辞职，专心办“久牵志愿者服务社”。辞去双语学校教师的职务，意味着他成了一个无业人员。

父母震惊、反对，同学们诧异、佩服。也有人用异样的目光对待他，觉得他是做秀或是别有野心。然而，张轶超是个内心很强大的人，外在的任何言论都影响不了他。他的心里已经坚定了自己的梦想。他不愿意向现实妥协，也不愿意用世俗的条条框框去限制自己的世界。是谁说，钱赚得多才是成功？张轶超只想做让自己觉得开心的事情。

然而，他依旧生活在这个现实的社会中。大多数人还是会以金钱去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尤其是在寻找另一半的时候，张轶超不得不面对这一问题。

年纪不小了，父母能容忍他辞职做志愿者，却忍不住催促他早日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尽早完成自己的人生大事。张轶超并不排斥找女朋友，但他希望能找到一个理解他、支持他的女孩，然而一次次失败的经历告诉他，似乎很难。

父母朋友不断为他介绍女朋友，安排一次又一次的相亲。通常上海女孩们会直接或旁敲侧击地问他收入情况。遇到这样的女孩，他不会再见第二面。他明白，这些女孩没有错，结婚过日子的确会面对现实的经济问题，但他不希望他的另一半只关心这些。他希望，有那么一个女孩，能撇开世俗的观念，跟他一样能看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能找到属于自己真正的快乐。这样的女孩至今还没有出现。

为了梦想，不意味着就能脱离现实。为了生存，为了现实的生计，张轶超不得不在原来的民办学校当兼职老师，收入少了一半，但他有更多的时间能够投入“久牵”的工作中。

2008年，张轶超在浦东民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注册了“久牵志愿者服务社”社团组织，并任社团的法人代表。成为了一名专职的志愿者，张轶超终于不是一个无业人员了，但是他的收入和“久牵”其他三位志愿者的收入是一样的，每月2400元。他是“久牵”的负责人，为什么不把志愿者的工资定得高些呢？因为他清楚，每位资助者都希望自己捐的钱能最大限度地用在被资助者身上，而不是用在志愿者身上。为了向每个资助者有交代，张轶超和其他三位志愿者都甘心拿着这份低廉的工资。然而在几位志愿者中，他的学历最高，他的事务最多，要联系志愿者，要找赞助，要关心每个学生遇到的难题，他却不觉得自己的收入应该比别人更高一些。

11年岁月匆匆而过，张轶超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肯定。然而，所有的肯定在他眼中都不及孩子们对他的肯定。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些孩子们，而不是为了让自己得到社会的肯定。这就是张轶超，他有着自己独特的不同于他人的价值观。

“久牵”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都觉得他们是幸运的人，因为他们遇到了张轶超。张轶超改变了很多孩子的命运。“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放弃自我”是张轶超的格言，也是他对孩子们的期盼。

？？2012年，在上海东方卫视的春晚上，“久牵”的外来娃们登上了大舞台。张轶超在台下笑得很欣慰，他的坚持终于有了成绩，他还会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这个社会不乏做善事的人，很多人做善事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而支撑张轶超坚持11年的是他内心的信念。他撇开外界的纷扰，只是做着自己觉得有意义，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有时，看似伟大的事情，其实就是最简单、纯粹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