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销入狱到绘画结良缘的弯弯小路

50岁误入传销，风光了半年

1999年，50岁的袁玲虎下岗了。离开工作几十年的厂子，他的心情原本就挺失落的，回到家，又要看妻子的脸色。袁玲虎的妻子是个强势的女人，她和袁玲虎曾是同事，后来应聘到上级公司当了文员，再后来又升了部门经理。这些年来，妻子一直比袁玲虎赚得多，所以她看不起老公。袁玲虎在家没有地位，下了岗，日子更难过。他们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此时都在上大学，两个书包的经济负担很重。妻子常常跑到公公婆婆面前去哭诉，袁玲虎的心里更不是滋味。人说，五十而知天命，可他到了这把年纪，还要面对命运的转折和考验，真是前途茫茫。

袁玲虎四处找工作，却总是碰壁，人家要么嫌他年纪大，要么嫌他没经验。就在他灰心丧气的时候，有个老同学打电话来，说可以给他介绍份做销售的工作，“就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干。”袁玲虎是从工厂里走出来的人，老实巴交的，一听到“销售”两个字本能就有点排斥，在他们这辈人看来，销售不是什么好工作，挺不牢靠的。但他转念一想，现在工作这么难找，还是先去看看再说。

袁玲虎跟着老同学来到闸北区的一幢商务楼，这是家保健品公司，规模挺大。和他一起来的新人有很多，这里也没什么面试，只要听个课就行了。公司的一个经理给大家介绍了各种保健品的功效，并且承诺说：“你卖保健品给客户，提成算你的。如果你的客户也发展了客户，卖了保健品，他的提成中有一部分也算你的。我们这很多的销售，每个月可以赚几万元呢……”其实，这就是传销。袁玲虎刚刚下岗，还没有和社会接轨，所以并不知道。他听到能赚这么多钱，就很心动，觉得这份工作不错。为了保险起见，他特意跑到奉贤的保健品加工厂去看了一眼，发现一切都很正规，就开始放心地推销。

吃保健品的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袁玲虎先想到了自己的父母，他们每天在公园里晨练，认识很多老头老太。那天，他带着保健品来到父母家，对他们说：“我现在找了份工作，不过是不是能做下去，还要你们帮帮忙。”两位老人听说儿子终于找到了工作，都很高兴，连声答应他的要求。袁玲虎给他们介绍了保健品的各种功效，让他们到公园里去介绍给身边的老朋友。

老年人的经济能力有限，但他们舍得在健康上花钱，再加上有熟人的口碑介绍，掏钱掏得很快。袁玲虎的父母为儿子拉来了生意，而且还不止一两单，袁玲虎算了算，他第一个月就赚了好几千，直把他和妻子都乐坏了。妻子说：“几十年来，你这个月赚得最多了。早知道这样，不如早点下岗。”

接下去，袁玲虎又开始向朋友介绍他的保健品。他人品好，朋友多，一下又卖出了很多。和他一起下岗的老同事们有些还没找到工作，他顺便就拉他们一起来做传销。没错，此时的袁玲虎已经知道自己在做传销了。当时，传销在上海很盛行，只是小老百姓们并没意识到这是犯法。不知不觉地，袁玲虎的提成拿了越来越多。公司一个星期结算一次，发的都是现钞，他拿到手一看竟然有两三万。打印出来的客户名单中，大部分他都不认识，这些都是他的下线，下线的下线发展的客户……

因为业绩突出，公司提拔袁玲虎为副经理。那段时间，他真的是风光了，每天拎着个公文包到办公室上班，不用自己出去跑销售，每月也能赚到十几万。最高峰的时候，有几千人都在为他干活，手头资金有一百多万元。这个数目，在2000年初时，算是非常了得的巨款了。父母、妻子、亲戚朋友知道他做的是传销，但还是愿意跟着他干，帮他拉单子。

监狱学画画，一切从零开始

就在袁玲虎沉浸在赚钱的美好中时，突然有一天，公司法人因为“传销”被告上了法庭，身为副经理的他也难逃责任，以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从开始做传销到被抓，仅仅不过半年时间。2000年，对袁玲虎来说就好像是乘了一趟过山车。

袁玲虎进了监狱，妻子不久就向他提出了离婚，理由是怕他影响了一双儿女的前程。袁玲虎的心里很气，很憋屈，原本自己做传销也是为了这个家庭，没想到现在大难临头，家人都选择抛弃他。

没了家人，袁玲虎有了一种横竖横的想法，入狱之后也不好好服刑，动不动就跟人吵，跟人打，成了监狱里有名的“火药桶”。有一次，他用脸盆砸了一个值勤人员的头，闯了大祸，被关禁闭7天。

最终改变袁玲虎命运的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那段时间，监狱里办了一个书画培训班，请了一些有名的书画老师来给犯人们上课。干警找到袁玲虎说：“你脾气这么差，去学习学习，就当陶冶情操吧。”说起来，袁玲虎跟画画还是有点渊源。他的父亲以前是画国画的，他耳闻目染，从小就受这方面的熏陶。在单位的时候，他做过政宣工作，是出黑板报的能手。所以，干警叫他去学习，他也就欣然答应了。

刚参加的时候，袁玲虎还是静不下心，老师上课他就在最后一排睡觉，布置的作业也不做。学了没多久，碰上了监狱第二届书画比赛，老师给每个学生都设计了一幅作品用于参赛，唯独没有袁玲虎的。

回到牢房，看到别人都在埋头创作，袁玲虎也有种跃跃欲试的想法。同监区的狱友知道后，就好心地提出把教授给他设计的一幅绢画让给袁玲虎来做。袁玲虎很感动，想要推却的时候，只听边上另一个狱友说：“这么好的绢子给他画，简直就是糟蹋。”可能就是随口的一句话，也可能是种激将法，袁玲虎听后，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幅作品完成。

绢画是工笔画的一种，关键就在于要耐心细致地描。距离比赛只剩下两天时间，袁玲虎加班加点，早上4点多就起床，把画板放在靠窗的电视机上，借着外面蒙蒙亮的光线，开始作画。晚上，他借着走廊里昏暗的灯光作画，终于在比赛前完成了这幅作品。

当袁玲虎把这幅画交到老师手里的时候，老师意外地惊叹：“没想到你能画这么好。”后来，这幅画得了个二等奖，而且还代表周浦监狱参加了上海市监狱局的书画大赛。

画画让袁玲虎重拾了信心，他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新意义。从那以后，他每天都沉浸在书画的天地里，从绢画，到后来的国画、油画、书法、瓷器作画、篆刻，袁玲虎跟着老师学到了很多的本事。他的脾气性格也因为习美变得温和很多。有个报社的记者还特意到监狱里来采访他，报道他习美后的成绩和转变。

老年痴呆的母亲给他500元救急

2007年7月，袁玲虎提前出狱。他想了很多，觉得自己的人生真是失败，传销是害人害己。妻子和他离了婚，儿子女儿痛恨他这个老爸，7年多来，只有在女儿临出国前，他们来探视了他一回，之后就杳无音讯。老父老母为了给他还债，卖掉了唯一一套老房子，这几年一直住在养老院里，身体变得很差……他对不起家人和朋友，出去以后也不知要如何面对他们。

那天，哥哥在门口等着袁玲虎，两兄弟见面，激动又感伤。袁玲虎无家可归，哥哥就把他领回了自己家。哥哥的家是一套老式公房，只有一室一厅，30几个平方。吃晚饭时，袁玲虎见嫂子还不回家，感觉情况不对，就问哥哥：“是不是嫂子不太愿意我来这？”哥哥苦着脸说：“不瞒你说，你嫂子刚刚打电话来说，她不想看到你。”袁玲虎不想为难哥哥，吃了晚饭，就主动提出告辞。临走，他问哥哥要了父母在浦东的养老院地址，哥哥给了他几十块钱和一辆旧自行车……

袁玲虎好不容易找到这家养老院，可是父亲一看到他，连正眼也不瞧他，拔腿就走。母亲此时已经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脑子时而清醒，时而糊涂，袁玲虎也不知道要和她说点什么话，就匆匆告别了。走的时候，母亲到电梯口送他，突然用颤抖的手，从内衣口袋里挖出500块钱，说：“这是我积攒下来的钱，你爸不知道，你先拿着用吧。”袁玲虎接过还带着母亲体温的钱，眼泪夺眶而出……他想起当年做传销时，父母也是这样一门心思地帮助他，没想到结果他却害了两位老人无家可归。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当晚，袁玲虎找到一家澡堂，花了20元钱过了此生难忘的辛酸的一夜。日子还是要继续，第二天，袁玲虎跑到派出所去报户口。可是，上海变化太大了，他原来住的房子已经拆迁了，变成了一条新的马路。由于已经没了房子，户口就没地可报了，户籍警让他把户口报到亲戚那里去。袁玲虎想到了儿子，就打电话给他，儿子说：“我的房子是你入狱以后买的，和你没什么关系，所以不能让你报户口。”“那么，我的动拆迁补助费呢？”之前，袁玲虎去打听过，他们的房子拆迁时，属于他的那部分动拆迁补助费被儿子领走了，他现在没钱又没房，就想问儿子要回这笔钱。没想到，儿子冷冷地说：“那些钱我用来交了学费。”袁玲虎一时语塞……儿子虽然对他无情，但说的都是实话。他入狱的那年，儿子刚刚上大学，生活费学费理应由他这个做父亲的来承担，他给不了儿子钱，儿子只能花动迁款。

之后，袁玲虎又打电话给其他的兄弟姐妹，问了一圈，也没人愿意让他落户口。无奈之下，他想到了公安局，前前后后花了半年时间，终于解决了户口的问题。

袁玲虎的大姐住在香港，听说弟弟出狱，就把上海的一套空置的房子让给他住。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将他们年迈的父母从养老院接出来同住，并且让袁玲虎来照顾他们，兄弟姐妹们给他贴钱。有了户口，有了房子，袁玲虎的生活总算安定了。

接下去，袁玲虎要想今后的工作要怎么办？分析了自身的条件后，他还是决定把在监狱里学过的手艺拿出来，开一个书画工作室，专门为人提供字、画，还有装裱的业务。父母知道后也很支持他，同意让他在家里开工作室，这样就可以省去房租。

2007年底，袁玲虎的“清雅阁”书画工作室开张了，他印了名片到小区里发，到附近的老年大学发，到上海植物园里的书画社发……很快，就有人上门要他装裱字画，生意还算不错。

58岁时娶到了一个“新娘子”

如果说书画让袁玲虎的生活重拾希望，那么，一个女人的出现，让他的生活重拾了幸福。

2008年3月，58岁的袁玲虎去老年单身俱乐部参加活动。工作室生意好起来后，他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两个老人，常常是忙不过来。所以，他就有了想再找个妻子的想法，希望能帮他分担些家务。上台做自我介绍的时候，袁玲虎说出了这个想法，但他听从哥哥的建议，并没有说自己进过牢房的事。

晚上回到家，袁玲虎就收到一条短信，是俱乐部里的一个叫徐玉萍的女人发来的，她说很想和他认识一下。袁玲虎喜出望外，就和她约定第二天在静安公园碰头。

徐玉萍是上海人，比袁玲虎小8岁，很早就离婚了，有个儿子在韩国留学。她平时喜欢走时装，喜欢做衣服，瘦长条子的身材保持了相当好。袁玲虎喜欢唱歌，又精通书画，两人可以说是文艺碰文艺，越聊越投机。第一次约会后，又定了第二次、第三次的约会，感觉都不错。

可是，袁玲虎的心里一直压着块砖。徐玉萍看到的只是他的表象：离异，女儿在国外，儿子已婚，和年迈的父母同住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自己有小事业。如果她知道自己曾经因为做传销而坐过牢，知道儿子女儿因为怨恨根本不理睬他，知道那套大房子里根本没有他的份……她还会要自己吗？考虑再三，他决定在下次约会的时候，向徐玉萍做彻底的坦白。

那天，两人见面后，袁玲虎就拿了一份发黄的旧报纸给徐玉萍看，这是当年他在狱中获得书画大赛名次时，记者对他的采访，里面记录了他从传销出事，到入狱服刑的所有经历。他对徐玉萍说：“你回去看看，如果能接受，我们再继续。”

晚上，袁玲虎捏着手机躺在床上，手心里都是汗，他时时打开手机，希望能看到徐玉萍发来的短信，却又害怕，担心短信内容是他不愿看到的。终于，第二天下午，他收到了徐玉萍的短信，约他再到静安公园碰头。

一见面，徐玉萍就把一个信封塞到袁玲虎的手里，说：“这是我的一点点心意，你现在日子不好过，先收下吧。”袁玲虎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1000元钱，他想不到徐玉萍会这么做，感动不已。

两人恋爱不久，植物园的老年书画社组织大家农家乐旅行，袁玲虎就带着徐玉萍一起去。书画社里的老人看到他们谈恋爱，都很起劲，不叫徐玉萍“小徐”，都叫她“新娘子”。徐玉萍被叫得不好意思，袁玲虎却高兴极了，顺势求婚说：“新娘子都做了，我们不如就结婚吧。”回到上海，袁玲虎和徐玉萍就去办了登记，两人从相识相恋到结婚，才两个月的时间，是标准的闪婚。每当说起这段，袁玲虎都充满了甜蜜和骄傲。

婚后，袁玲虎就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还参加了很多书画比赛，拿了奖。徐玉萍则承担了照顾两位老人的职责。袁玲虎的父亲脑梗，母亲老年痴呆，徐玉萍在他们身旁一刻也不脱身，喂饭、擦身、洗衣服，非常耐心，把他们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妥妥当当。两位老人一前一后相继去世，都是90多的高龄。

去年，袁玲虎和徐玉萍商量，是否要搬离大姐的这套房子。因为当时说好的，这套房子是给他照顾双亲时暂住的，现在双亲都不在了，他也没什么理由继续住下去。徐玉萍同意丈夫的想法，他们帮大姐把房子卖了，然后又在同一小区里租了套房子。

现在，袁玲虎和徐玉萍的生活过得既清闲，又忙碌。清闲的是，两边父母都已过世，子女又不在身边，所以他们没有负担。忙碌的是，来找袁玲虎画画、装裱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工作量比以前大了不少，再加上夫妻俩又是小区时装队、合唱队的成员，一会排练，一会演出，一会旅行，时间总是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