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的记忆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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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的记忆和生命
1.墙壁上的大字和标语
“标语”曾是村庄特有的符号和标志,那些遒劲有力的大字既是村长的权力象征,也是乡政府工作动态的主要媒介,红红的大字在公共场合的墙壁上威风凛凛,锋芒无情的字体使人瞧上一眼都要肃然起敬。
记忆里的村庄标语使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主义”二字,理想主义、封建主义、共产“主义”、投机主义、享乐主义……,凡是上层建筑、形而上学的东西都跟“主义”扯上联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那个物质文明极度贫乏的岁月里,乡下人还裹在“理想主义”的金纸里饥肠辘辘的大搞阶级斗争。直到矮矮的土墙被刷上了“改革开放”的印记,村庄的标语才跟经济扯上了关系。
第一个带头扯破那张理想主义“金纸”的人,就是国标叔。标叔是村委主任,他为响应上级的号召,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都喊到了自家的土墙上,然后毅然决然地辞掉了村干部的“肥差”,倒腾起了粮食买卖。没想到他就这样成功了,作为村里第一个建起两层小楼的万元户,他成了村里带头致富活标本。
如果说标叔从来都是响应国家号召的标兵,那么这一回他却又不是了。因为乡里计生办的人都把计划生育的口号“喊”到了他家的大门上,他还是依然无动于衷,坚决要给自家留下一个传宗接代的“香火”。为此,村长带人把他堵了好几回,才把他抓到了计生办去结扎。为此,到现在标叔还对村长的举动耿耿于怀,暗地里发誓要跟村长誓不两立。 (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上个世纪的村庄标语,弥漫着浓浓的政治色彩,又透着淡淡的民情。比如九十年代的“三提五统,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由于村民对村干部的不信任,也因为改革开放后政治上没有了文革时的急风暴雨,就有村民“斗胆”在后面加了句“吃之于民,还喝之于民”。就算像“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这样的标语,虽然没有了坚硬的政治色彩,其实也是在为“三提五统”的教育附加费所做的宣传。
21世纪的村庄标语则多了几分市场经济的商品交换,比如“某某猪饲料,专业户的首选”、“神洲行,我看行”、“某某复合肥一定行”……等等。如果说这些乡村墙壁上的标语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和潮流,那么随着印刷技术和喷绘技术的日渐成熟,村庄的标语总会像那些曾经挂在电线杆上的“大喇叭”一样,退出历史的舞台吧。
2、牛
“牛”不是牵牛花也不是蜗牛,而是我们农村人再熟悉不过的耕牛。
南方的土地不像北方那样一马平川,那种“拖拉机拉犁犁翻地”的场景,在我们儿时的记忆里从来不曾有过,而耕牛曾经就是我们南方人家的主要劳动力。
我与牛的亲密接触,是在小学的五年级时。那时候的一场洪水,把即将成熟的粮食泡成了颗粒无收。父亲的态度是,眼见揭不开锅了,饭都吃不上,哪里还有钱去上学?书读不成了,那就早些回家里帮忙打理庄稼吧。
从此,我和姐姐就从学校的欢声笑语里直接被赶回了家,回到了灰头土脸的乡村土地上。不情愿也没有办法,父亲之所以用“赶鸭子”的态度来对待孩子的学业,其实也是出于无奈,想想肚子都吃不饱了哪里还有心思上学?
当时,刚好是家里的耕牛“出犊”的时候,我随父亲驯化耕牛犁地的把式,其实也是在驯化和说服自己学会打理庄稼的本事。刚刚出犊的水牛经不起夏天的烈日炎炎,早上九点多钟的样子,便要喂它干草然后赶下池塘。
而我还要在犁好的地上洒下种子,再用锄头掩上一层薄土,当忙完这一切的时候,已是中午时分烈日当空了。所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此时我才真正明白课堂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真正含意。
乡村的公牛就像村里的光棍汉子一样,喜欢好强斗狠,有时候刚一照面便要斗得个尘土飞扬,拼出个你死我活。然而在人类面前,它却又像庄稼人面对乡村的土地一样,表现着孜孜不倦的知足和驯服。
下午莫约4点多时,将牛从水池里牵回来。等犁完一片地之后,将是傍晚时分,解下牛身上的枷锁,这时是它最饥饿的时候,沿着杂草丛生的田埂,默默地咀嚼着拼命挣脱的嫩草,在夜幕降下的时候再慢慢回味,回味这一天的甘甜与苦涩,回味着季节的辛酸与收获。
等当家里的耕牛肥壮的时候,母亲卖掉了随我朝夕相处了一年的耕牛,娴熟的躬耕动作无疑是卖到了好价钱,我也因此回到了学校的课堂上。然而,我不觉得自己“小学六年级”这一段时光是空白的,相反,那段经历比起学校的书本更要让我刻骨铭心。
3、土地和粮食
外婆说从前巴苗的廖家曾是名副其实的土豪,那时候村里三分之一的土地都是他们的。后来,从后山上里来了十几个当兵的,把他们家给围住了,还往他们家的院子里面扔手榴弹。再后来,他们家的院子、粮食和土地就都让大伙儿给分了。
没几年,又让新政府又把土地给“集体化”了。“那会儿,外婆和外公都要到生产队里挣公分,那日子过得其实也真叫苦。也许因为当初外公被诬陷偷了生产队粮食的原固,每当外婆说起这些陈年旧事,明显都有些心情激动。
俗话说:“仓廪实而知礼仪,仓廪虚则盗贼生”孰是孰非村干部当然心知肚明,但粮仓少了粮食,总得找人背包袱,作为看管粮食的外公自然而然就成了替罪的羔羊。不甘心也没有办法,那个时候的村长就是村里最大的官,有谁还敢跟他较劲呢。
那时候的乡下人就是这样,对待人为的灾难和饥饿有着难以忘怀的经历,对乡村的土地和粮食怀着难解难分复杂情感。正是这样的情感经历,使他们对乡村土生土长的人情冷暖心存畏惧。直到土地承包到户,这样的枷锁和束缚才渐渐从他们的心里移除。
1998年,暴雨不断,邕江水涨,下游截流,上游洪涝。这些让一代代楞仲坡人爱恨交加的土地突然来了脾气,一大片即将成熟的粮食就泡在混黄的水里,眼看着下半年的口粮渐渐的腐烂在泥水之中,作为庄稼人的我们才真真正正地体会了一把饥肠辘辘的艰幸。时过境迁,这份艰辛随着时间推移,早已深藏心底,然而有时回味,还觉苦涩。
2009年,舅舅打算把外婆接到城里生活,可外婆死活不肯,她说乡村土地就是她的命根,离开了乡村等于是生命的了尽头了。直到去世,外婆也没有离开过那片土地。
如今,年轻的我们心怀着对城市的向往和好奇远离了乡村,是我们无法读上一代人对土地的珍重和惋惜,还是乡村的土地无法为我们铺就令人垂涎的锦绣前程?然而,我真的远离了生养我的乡村土地了吗?沉沉的睡梦中,一次次回到熟悉的田间地头,拿起磨得锃亮的镰刀,铿锵地迈向金黄色的稻田……。
春种秋收,乡村土地的回报总是实实在在的。而我的汗水滴在城市的混凝土上却一无所获。漂泊的生涯苦不堪言,而面对乡土的牵挂却一天天的与日俱增,回家的心情肆意泛滥,渐渐响起的汽笛声与内心深处的萋萋的荒草放肆的共鸣。不知前程与否,不知明天是否有我急切的归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