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麐三谏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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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洪宪帝制时期,作为袁世凯的心腹,张一麐不顾生命危险,三次谏阻帝制。劝谏虽未成功,但其直言危行、耿耿风骨,却在当时污浊的政坛闪耀出一束别样的光芒。
袁世凯身边的“文胆”
张一麐,字仲仁,江苏苏州人。他生于官宦之家,少负神童之誉,十二岁中秀才,十五得举人。张一麐自甲午后三次会试,皆因有亲戚入闱主考,实行回避,无法参加考试。幸有1903年清政府开经济特科考试,张一麐被保荐入都应试,结果考了个一等第二名。张一麐以候补知县发往直隶擢用,遂与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结下一生之缘。
袁做总统后,以张一麐为机要秘书。这时的各项电令、文稿执笔都由张一麐主持,张成为袁世凯最信用的秘书。曾任统率办事处总务厅长的唐在礼回忆,自己和张一麐当时被人称为袁世凯身边一文一武最得意的人。
张一麐为人正直,虑事皆以民国大局为重,而不以北洋一系相拘束,自视为“北洋派中的非北洋派”,对袁世凯常以正言相规劝。因此,张在总统府秘书中最为袁所敬畏。袁世凯本富于枭雄本质,政治手段不免涉于诡道,对于张的意见,袁虽极尊重,但也不尽用其言,甚至有时就告诉左右,这等事不要令张一麐知道。
1914年5月,袁世凯根据新约法,撤销国务院,设政事堂,以徐世昌为国务卿,政事堂下设机要局,以张一麐为机要局长。袁世凯对张一麐说过几次绝不称帝的话,张信以为真,甚至对外宣称,愿以项上人头担保袁无称帝思想。
1915年8月筹安会的发起,标志着酝酿已久的帝制运动终于公开化了,袁氏本人赞同帝制的态度也昭然若揭。此前为袁所骗的张一麐也已幡然醒悟,于是才有了反对帝制的举动。张一麐反对帝制主要是通过三种途径,一是直接劝谏袁世凯勿为帝制,二则发动他人劝谏袁世凯,三则为劝阻以袁克定为中心的帝制派。
张一麐第一次向袁世凯劝谏,据唐在礼回忆:“筹安会成立后,登基前几个月,袁世凯向我询问帝制的意见。后来张一麐对我说,他和我一样,有一天忽然袁传他对话,同样提出了向我咨询的问题,要他答复。张随袁十余年,颇得信任,因此张就委婉地说明民国既建成,再复帝制虑有未妥,话说得比我坚决。袁当时表示,张的话还是恰当的,并且还责怪搞帝制的人对政局看不透。”
张一麐唯恐自己一人劝谏,尚不足以打动袁世凯,又请袁所敬重的人士进行劝谏。筹安会宣言发表的第三日,张一麐拜访张国淦,谓:“筹安会发动帝制,本人极反对,已向总统剖切言之,你何见总统规劝一番?”张答道:“亲近如君,所言尚不动听,如我疏远,哪能挽回?”张一麐又谓:“总统平素对你颇重视,此时多有一人进言,总有用处。”张一麐安排张国淦进总统府会晤袁世凯。张国淦对袁谈及国体问题,陈述称帝各种不利之处,袁表示为国计为子孙计,皆不愿称帝。张国淦辞出,把袁氏答语转述张一麐,张谓这都是骗你之谈。可见,张一麐此时已悟透袁氏真正意图及骗人手段。
劝谏袁世凯差点挨炸弹
对于帝制派,尤其是帝制运动的中心人物袁克定,张一麐亦进行规劝,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帝制派对张则极为嫉恨,恐张反对帝制,不利于帝制运动的进行,遂以诸种威逼手段,迫张附和帝制。驻京军警机关对张尤皆恨之入骨,曾买通其家丁,每倒一纸篓中之废纸为五元,希望找到能够罗织成罪的证据,并散发传单,危词恫吓。
有一次政事堂召开会议,列席者中军警界武官占多数,当讨论筹备登基大典的时候,张一麐站出来反对,才发言,已有人按手枪怒视张一麐。国务卿徐世昌坐与张相近,见情景不妙,即起立牵引张一麐之衣曰:仲仁可随我来。遂未终席。当晚,又有人投炸弹于其私邸,伤一架车之马。张一麐后来回忆说:“仆自筹安会起,至帝制取消,此半年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当时张的处境确实岌岌可危。
10月之后,袁世凯认为在内政外交方面已获得足够支持,帝制运动遂加速进行,愈演愈烈。于此紧要关头,张一麐进行第三次劝谏,与前两次不同,这一次是采取上呈书的形式。在呈书中,有“称帝王者万世之业,而秦不再传;颂功德者四十万人,而汉能复活”等语。但此书上呈后并没有产生反响,反而袁于次日下发告示,承认帝制。张后来喟叹:“对于洪宪前事,曲突徙薪之无效,至焦头烂额而已迟。”
袁世凯感慨:书生之见,实为治国箴言
袁世凯称帝毕竟不得人心,引起西南地方实力派的起兵反抗,袁调兵遣将,实施镇压。随着战火绵延,北洋军内部却四分五裂,甚者并与西南护国军联络,内外呼应,要求取消帝制,袁氏遂归失败。袁世凯召见张一麐,令他起草取消帝制令,谓:“予昏聩不能听汝之言,一至于此。今日之令,非汝作不可。”又拿出一份起草好的稿子交张参考,并谓:“吾意宜径令取消,并将携戴书焚毁。”张道:“此事为小人蒙蔽。”袁道:“此是予自己不好,不能咎人。”张一麐起草好撤销帝制令,交袁审阅,袁审阅后,将谴责帝制派的语句削去,改称自己:“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予实不德,于人何尤?”张一麐原曾警告过杨度,若袁世凯称帝不成,会把杨度当作晁错杀掉以谢天下。结果出乎意料,袁世凯没把帝制派视为替罪羊,而是把责任归于自己,张一麐感到袁“犹是英雄气概也”。
袁世凯在取消帝制这段时期,与张一麐关系由疏远重归亲近,有时一天召张三次谈话。一次袁世凯说:“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禄者,乃真国士也。仲仁在予幕数十年,未尝有一字要求官阶俸给,严范孙(严修)与我交数十年,亦未尝言及官阶升迁,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咎由自取,不必怨人。”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忧愤而卒。袁死之后,张亦辞职南归。
袁世凯称帝失败,方感张一麐乃真国士,其“书生之见”实为治国箴言,但为时已晚,祸国殃民之局已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