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座山虎啸龙吟

爱怕沉默

    爱怕沉默。太多的人，以为爱到深处是无言。其实，爱是很难描述的一种情感，需要详尽的表达和传递。  

一厘米 　　陶影独自坐公共汽车时，经常不买票。
为什么一定要买票呢？就是没有她，车也要一站站开，也不能因此没有司机和售票员，也不会少烧汽油。
当然她很有眼色，遇上认真负责的售票员，她早早就买票。只有对那些吊儿郎当的，她才小小地惩罚他们，也为自己节约一点钱。
陶影是一家工厂食堂的炊事员，在白案上，专做烤烙活，烘制螺旋形沾满芝麻酱的小火烧。
她领着儿子小也上汽车。先把儿子抱上去，自己断后。车门夹住了她背上的衣服，好像撑起一顶帐篷。她伶俐地扭摆了两下，才脱出身来。
“妈妈，买票。”小也说，小孩比大人更重视形式，不把车票拿到手，仿佛就不算坐车。
油漆皲裂的车门上，有一道白线，像一只苍白的手指，标定一·一○米。
小也挤过去。他的头发像于草一样蓬松，暗无光泽。陶影处处俭省，但对孩子的营养绝不吝惜。可惜养料走到头皮便不再前进，小也很聪明，头发却乱纷纷。
陶影把小也的头发往下捺，仿佛拨去浮土触到坚实的地表，她摸到儿子柔嫩的头皮，像是塑料制成，有轻微的弹性。那地方原有一处缝隙。听说人都是两半对起来的。对得不稳，就成了豁豁嘴。就算对得准，要长到严丝合缝，也需要很多年。这是一道生命之门，它半开半合，外面的世界像水样，从这里流进去。每当抚到这道若隐若现的门缝，陶影就感觉到巨大的责任。是她把这个秀气的小男孩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她很普通，对谁都不重要，可有可无，唯独对这个男孩，她要成为完美而无可挑剔的母亲。
在小也的圆脑袋和买票的标准线之间，横着陶影纤长而美丽的手指。由于整天和油面打交道，指甲很有光泽，像贝壳一样闪亮。
“小也，你不够的。还差一厘米。”她温柔地说。她的出身并不高贵，也没读过许多书。她喜欢温文尔雅，竭力要给儿子留下这种印象，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她感觉自身高贵起来。
“妈妈！我够来我够来！”小也高声叫，把脚下的踏板跺得像一面铁皮鼓。“你上次讲我下次坐车就可以买票了，这次就是下次了，为什么不给我买票？你说话不算话！”他半仰着脸，愤怒地朝向他的妈妈。
陶影看着儿子。一张车票两毛钱。她很看重两毛钱的，它等于一根黄瓜两个西红柿如果赶上处理就是三捆小红萝卜或者干脆就是一堆够吃三天的菠菜。但小也仰起脸，像一张半开的葵盘，准备承接来自太阳的允诺。
“往里走！别堵门口！这又不是火车。一站就从北京到保定府了，马上到站了……”售票员不耐烦地嚷。
按照往日的逻辑，冲她这份态度，陶影就不买票。今天她说：“买两张票。”
面容凶恶的售票员眼睛很有准头：“这小孩还差一厘米，不用买票。”
小也立刻矮了几厘米，而绝不是一厘米，买票与不买票强烈地关系着一个小小男子汉的尊严。
两毛钱就能买到尊严，只发生在人的童年。没有一个妈妈能够拒绝为孩子提供快乐。
“我买两张票。”她矜持地重复。
小也把他那张票粘在嘴唇上，噗噜噗噜吹着响，仿佛那是一架风车。
他们是从中门上的，前门下的。前门男售票员查票，陶影觉得他很没有眼力：哪个带孩子的妈妈会不买票？她就是再穷再苦，也得在自己的孩子面前能昂起头。
她把票很潇洒地交给售票员，售票员问：“报销不？”她说：“不要了。”其实地应该把票根保存起来。这样以后哪次集体活动或开食品卫生会，她骑车去，回来后可以用这张票报销，夫妇都是蓝领工人，能省就省一点。可小也是个绝顶机灵的孩子，会追着妈妈问：“咱们出来玩的票也能报销吗？”在孩子面前，她不愿撒谎。
这样挺累的，她按照各种父母必读上的标准，为自己再塑一个金身。你得时时注意检点，因为面对一个无所不在的观众。不过也充满了温馨与爱。比如吃西瓜，只要小也在，她一定时时提醒自己，不要把西瓜皮啃得太苦。其实在她看来，西瓜瓤与西瓜皮没什么大分别，一路吃下去，不过红色渐渐淡了，甜味渐渐稀了，解渴消暑是一样的。瓜皮败火，还是一味药呢。终于有一天，她发现儿子也像妈妈一样，把瓜皮啃出梳齿样的牙痕，印堂上粘了一粒白而软的嫩瓜子时，她勃然大怒了：“谁叫你把瓜皮啃得这样苦？要用瓜皮洗脸吗？”小也被妈妈吓坏了，拿着残月一般的瓜皮颤颤兢兢，但圆眼睛盛满不服。小孩子是天下最出色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行家。陶影从此明白了，以她现有的家境要培育出具有大家风度的孩子，需要全力以赴的正面教育。这很难，就像用小米加步枪打败飞机大炮一样，但并不是做不到。在这个过程中，她觉得生活多了几分追求。
今天她领小也到一座巨大的寺院参观，小也长这么人，还没见过佛。陶影心里是不信佛的，她不会让小也磕头。这是迷信，她知道。
门票五块钱一张。如今庙也这样值钱了。票是红案上的老张给的。期限一月，今天是最后一天，老张神通大，什么人都认识。有时拿出一本像撕掉皮的杂志说：“见过吗？这叫大参考。”陶影觉得论个头，它可比报纸样的参考消息要小得多，怎么能叫大参考呢？问老张，老张也说不清，只说别人都这么叫，许是把杂志拆开来一张张铺开，终归是要比那张小报大的。想想也很有理。仔细看那大字印的参考，上面还在议论海湾战争会不会打，其实大家都在谈伊拉克的战争赔款问题了，说他们除了伊拉克枣，不知道还有什么。不管怎么说，陶影还是佩服老张。为了这锲而不舍的佩服。老张给她这张票。“就一张啊？”感激之余，陶影还不满足。”爷们就算了，领孩子开开眼呗！不满一米一的孩了免票。实在不乐去，到门口把票捣腾出去，够买俩西瓜的！”老张设身处地为她着想。
她特地倒要带小也来玩。
京城里难心有这一大片森然的绿地。未及靠近，便有湛凉的冷绿之气漫溢而来。仿佛正要面临一座山谷或是一道飞瀑。小也从妈妈手里夺过门票，又含在喉里，飞快地跑向金碧辉煌的寺门，仿佛一只渴极了要饮水的小动物。
陶影突然有些伤心。不就是一座庙吗？怎么连妈妈都不等了，旋即又释然，带儿子出来，不就是要让他快乐嘛！
庙门口的守卫是一个穿着红衣黑裤的青年。想象中应该穿黄色工作服，现在这一身打扮，令人想起餐厅和饭店。
小也很流畅地跑过去，好像那是流量很大的泻口，而他不过是一滴水珠。红衣青年很敏捷地摘下他口中的票，仿佛那是清明节前的一片茶叶。
陶影用目光包裹着儿子，随着小也的步伐，这目光像柔硬的蚕丝从茧中袖了出来。
“票。”红衣青年拦住她，语句简单得像吐出一枚枣核。
陶影充满感情地指了指小也。她想所有的人都会喜欢她的儿子。
“我问的是你的票。”红衣青年僵硬地说。
“不是刚才那孩子已经给你了吗？”陶影安静地解释。这小伙子太年青，还没来得及做爸爸。今天出来玩，陶影心境很好，她愿意有始有终。
“他是他的。你是你的。”红衣青年冷淡地说。
陶影费了一番思索，才明白红衣青年的意思：他们娘俩应该有两张票。
“小孩不是不要票吗？”陶影不解。
“妈妈你快一点啊！”小也在远处喊。
“妈妈就来。就来。”陶影大声回答。附近有人围拢来，好像鱼群发现了灯光信号。
陶影急了，想赶快结束这件事，她的孩子在等她。
“谁说不要票？”红衣青年歪着头问，他挺喜欢人越聚越多。
“票上说的。”
“票上怎么说的？”红衣青年仿佛一个完全的外行。。
“票上说不足一米一的孩子免费参观，超过一米一的孩子照章购票。”陶影自信自己背得一点不错，但她还是伸手想从废票箱里掏出一张，照本宣读比背诵更接近真实。
“别动！别动！”红衣青年突然声色俱厉。陶影这才感到自己举动不当，像冬天触到暖气片似地缩回手。
“您很清楚吗？”红衣青年突然称她为“您”。陶影听出了敌意，还是点点头。
“可是您的孩子已经超过了一米一。”红衣青年很肯定地说。
“没有。他没有。”陶影面带微笑地说。
人们天生地倾向母亲。
“他从这里跑过去，我看得很清楚。”小伙子斩钉截铁。他顺手一指，墙上有条红线，像雨后偶尔爬上马路的蚯蚓。
“妈妈，你为什么还不进来？我还以为你丢了呢！”小也跑过来，很亲热地说，好像他妈妈是他的一件玩具。
人们响起轻微的哄笑。这下好了，证据来了，对双方都好。
红衣青年略略有些紧张。当然他是秉公办事，当然他明明看清楚的。可这个逃票的女人不像别人那样心虚，也许，这才更可恶。他想。
陶影果然很镇定，甚至有点洋洋得意，儿子喜欢热闹，喜欢被人注意，这种有惊无险的遭遇，一定会令小也开心。
“你过来。”红衣青年简短地命令小也。
人们屏气静心等待。
小家伙看了看他的妈妈，妈妈向他鼓励地点点头。小也很大方，轻轻地咳嗽了一下，又揪了揪衣服，像百米赛跑冲刺似地撞开了众人的视线，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到了红蚯蚓旁。
于是——人们无可置疑地看到——红蚯蚓挂在小家伙的耳朵上。
这怎么可能？！
陶影一个箭步冲过去，啪地一下打在孩子的头颅上，声音清脆，仿佛踩破一个乒乓球皮。
小也看着陶影，并没有哭。惊讶大于疼痛，他从未挨过妈妈如此凶猛的一掌。
“打哪也不能打头哇！”
“这当妈的！有钱就买张票没钱就算了，也犯不着拿孩子撒气哇！”
“是亲妈吗？看模样倒还像……”
人们议论纷纷。
陶影真慌了。她并不是想打小也，只是想把他那(又鸟)冠子一样高耸的头发抚平。她悲惨地发现，小也纵是此刻变成一个秃子，身高也绝对在这条红蚯蚓之上。
“小也，别踱脚尖！”陶影厉声说。
“没有，妈妈。我没有……”小也带出哭音。
是的，没有。红蚯蚓残忍地伏在比小也眉头稍高的地方。
红衣青年突然像早晨醒来时伸了一个懒腰，他的眼光很犀利，抓到过许多企图逃票的人。“买票去！买票去！”他骄横地说，所有的温文尔雅都被红蚯蚓吮去。
“可是，他不够一米一。”陶影感到了自己的孤立无援，顽强地坚持。
“所有逃票的人都这么说。信你的还是信我的？这可是全世界统一的度量衡标准，国际米尺证存在法国巴黎，是纯铂制成的，你知道么你！”
陶影目瞪口呆。她只知道做一身连衣裙要用布料两米八，她不知道国际米尺保存在哪，只敬佩这座庙里的神佛，它使她的儿子在顷刻之间长高了几厘米！
“可是，刚才在汽车里，他还没有这么高……”
“他刚生下来的时候，更没有这么高！”红衣青年清脆地冷笑。
在人们的哄笑声中，陶影的脸像未印上颜色的票根一样白。
“妈妈，你怎么了？”小也逃开红蚯蚓，用温热的小手拉住妈妈冰冷的手。
“没什么，妈妈忘了给你买票。”陶影无力地说。
“忘了？说得好听！你怎么不把自己的孩子给忘了？”红衣青年还记着这女人刚才的镇静，不依不饶。
“你还要怎么样？”陶影尽量压抑怒火，在孩子面前，她要保持一个母亲最后的尊严。
“嘴还这么硬！不是我要怎么样，是你必须认错！不知从哪混了张专供外宾的赠票，本来就没花钱，还想再蒙一人进去，想的也太便宜了是不是？甭罗嗦，趁早买票去！”红衣青年倚着墙壁，面对众人，像在宣读一件白皮书。
陶影的手抖得像在弹拨一张无形的古筝。怎么办？吵一架吗？她不怕吵架，可她不愿意孩子看见这一幕。为了小也，她忍。
“妈妈去买票。你在这里等我，千万别乱跑。”陶影竭力做出笑容。好不容易领孩子出来一天，她不能毁了情绪，要让天空重新灿烂。
“妈妈，你真的没买票？”小也仰着脸充满惊讶与迷茫。这神情出现在一张纯正的儿童脸上，令人感到一丝恐惧。陶影的手像折断的翅膀僵在半空。今天这张票，她是不能买！。若买了，她将永远说不清。
“我们走！”她猛地一拉小也。若不是男孩子骨缝结实，几乎脱臼。
他们到别的公园去玩。陶影要逗小也高兴，但小也总是闷闷的，仿佛一下长大许多。
走过一个冰棍摊，小也说：“妈妈给我钱。”
小也拿了钱，跑到冰棍摊背后：“老奶奶量量我多高。”陶影这才看到有位老太大守着一盘身高体重磅。
老太太瘪着啮，颤微微扶起标尺，一寸寸拔起，又一寸寸往下按：“一米一。”她凑近了看。
陶影觉得见了鬼：莫非孩子像竹笋一样见风就长？
小也眼岖生出一种冰晶一样的东西，不理陶影，一甩头，往前跑。突然，他摔了一胶。腾起在空中的一刹那，他像一只飞翔的鸟。然后，重重地摔在地上。陶影赶快跑过去扶，就在她走近的一刹那，小也忽地爬来，兀自往前跑。
陶影站住了。她想如果自己追过去，小也会摔第二跤的。望着孩子渐渐远去的身影，她伤心地想：小也，你真的不回头看妈妈了？
小也跑到很远，终于还是停下来，回过头寻找妈妈。找到了，就又转过身跑……
陶影觉得事情不可思议。她问老奶奶：“大妈，您这磅……”
“我这磅准让您高兴！您不就巴着孩子长高点吗？别巴望着孩子长！孩子长大了，当妈的就老喽！”老奶扔把啼呷得吧吧响。
“您这磅……”陶影又一一次问。老人很和善，可她没把问题说清楚。
“我这磅大点。让您贵着个头高点，分量轻点，时下不是都兴健美吗？我这是健美磅。”老人慈样的脸上露出狡黠。
原来是这样！应该让小也听到这话！小也已经跑远，况且他能否明白这其中的奥妙？
小也的目光总是怯怯，好像妈妈是大灰狼变的。回到家，陶影拿出卷尺，要给小也重新最一下(禁止)高。
“我不量！人家都说我够高了，就你说我不够。你不愿意给我买票，别以为我不知道！只要你一量，我一定又不够了。我不相信你！不相信！”
陶影拽着那根淡黄色的塑料尺，仿佛拽着一条冰凉的蟒蛇。
“陶师傅，您烙的小火烧穿迷彩服了！”一位买饭的人对她说。
小火烧糊了，凹凸不平，像一只只斑驳的小乌龟。
真对不起。
陶影很内疚，她对工作还是很负责的，这两天常常走神。
一定要把事情挽回来！夜里，小也睡了，陶影把儿子的双腿持直，孩子平展得如同缩过水的新布。陶影用卷尺从他的脚跟量到脑瓜顶，一米零九厘米。
她决定给红衣青年的领导写一封信。拿起笔来，才知道这事多么艰难！
看着她冥思苦想的样子，当钳工的丈夫说：“写了又能咋样？”
是啊，小也不知道能咋样，只是为了融化孩子眼中那些寒冰，她必须要干点什么。
终于，她写好了。厂里有位号称“作家”的，听说在报屁股上发过豆腐块。陶影恭恭敬敬地找到他，递上自己的作品。
“这象个通讯报道。不生动，不感人。”作家用焦黄的指头戳着陶影给报社写的读者来信。
陶影不很清楚通讯报道到底是个啥样子，只知道此刻这样讲，肯定是不满意，看着焦黄指头上的茧子，她连连点头。
“你得这么写，开头先声夺人，其后耳目一新。得让编辑在一大堆稿件里一瞅见你这一篇，眼前呼地一亮，好像在土豆堆里突然见到一个苹果。最重要的是，要哀而动人。哀兵必胜你懂不懂？”
陶影连连点头。
作家受了鼓励，侃得越发来劲：“比如这开头吧，就改成：佛法无边，五龄孩童未进寺门先长一寸；佛法有限，刚回到家就跟原先一样高了……当然后头这句对偶还不工稳，你再考虑一下……”
陶影拼命心记，还是没能记全作家的话。不过她还是又修改了一遍，抄好挂号寄出去。
作家吃饭时来买小火烧。“您稍等。”陶影的脸镶在收饭票的小窗口，像一张拘谨的照片。
作家想可能是今天的小火烧又烤糊了，为了酬谢点拨之功，给几个糊得轻的。
“给您。这几个特地多放了糖和芝麻。”陶影怯怯地说。这是一个白案上的烤活女工所能表达的最大的谢意了。
其后，是漫长的等待。陶影每天都极其认真地看报纸，连报纸中缝作录相机的广告都不放过。然后是听广播，她想那些声音甜美庄重的播音员，也许会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一字不差地把自己写的那封信念出来。最后是到收发室去看信，她想也许寺院管理部门会给她回一封道歉信……
她设想了一百种可能，但一种可能都没有发生。日子像雪白的面粉，毫无变化地流泻过去。小也外表已恢复正常，但陶影坚信那一幕绝没有消失。
终于，等到了一句问话：“哪里是陶影同志的家？”
“我知道。我带你们去。”小也兴高采烈地领着两位穿干部服的老者走进家门。“妈妈，来客人啦！”
陶影正在洗衣服，泡沫一直漫到胳膊肘。
“我们是寺庙公园管理处的。报社把您的信转给我们了。我们来核实一下情况。”
陶影很紧张，很沮丧。主要是家中太乱了，还没来得及收拾。他们会觉得她是一个懒女人，也许不会相信她。
“小也，你到外面去玩好吗？”陶影设想中一定要让小也在，让他把事情搞清楚。真事到临头，她心中不安，想象不出会出现什么情景。能有红衣青年那样的下属，领导估计也好不到哪去。
“我们已经找当事人调查过了，情况基本属实。不要叫孩子走，我们要实地测量一下(禁止)高。”那位年纪较轻的说。
小也顺从地贴在墙壁上。雪白的墙壁衬着他，好像一幅画。他不由自主贴得很紧，测量身高勾起了他稀薄的记忆，重又感到那一天的恐惧。
干部们很认真。他们先是毫不吝惜地在墙上划了一道杠，然后用钢卷尺量那杠刻地表的距离。钢卷尺像一条闪亮的小溪，跳动在他们身边。
镇静回到了陶影身上。
“多少？”她问。
“一米一，正好。”较年轻的干部说。
“不是正好。你们过了一个月零九天才来。一个月以前，他没有这样高。”陶影平静地反驳。
两位干部对视了一眼。这是一个无法辩驳的理由。
他们掏出了五元钱。钱是装在一个信封里的，他们早做了准备。他们量过墙上那条红蚯蚓，知道它的缺斤少两。
“那天您终于没有参观，这是我们的一点赔偿。”年长的干部说，态度很慈样，看来是位领导。
陶影没有接。那一天失去的快乐，是多少钱也买不回来了。
“如果您不要钱，这里有两张参观券。欢迎您和孩子到我们那去。”年轻些的干部更加彬彬有礼。
这不失为一个充满诱惑力的建议。但陶影还是毫不迟疑地摇了摇头。那个地方，对于她，对于小也，都永远不会激起快乐的回忆。
“你到底要哪样呢？”两位干部一齐问。
是的，陶影在这一瞬，也在问自己。她是个生性平和的女人，别说是两位素不相识的老年人登门致歉，就是红衣青年本人来，她也不会刁难他的。
她究竟想要什么呢？
她把小也推到两位老人面前。
“叫爷爷。”她吩咐。
“爷爷。”小也叫得很甜。
“两位领导。钱请你们收起，票也收起。就是那天当班的查票员，也请不要难为他，他也是负责……”
两位干部。一看陶影说得这样宁静，反到有些无措。
陶影把小也拉得离老人更近些：“只请两位爷爷把那天的事情同孩子讲清楚，告诉他，妈妈没有错儿………”
冰雪花卉 　　我喜欢去寿衣店。看那里的花和花缀成的圈。
那里的花呆板而有程序，像是被煮沸开而后晾干，毫无活力。
我曾经做过很美的花和最别致的花圈。
那是在一座充满冰雪的山上。山像一个大环，把男兵和女兵圈在里面。在我们之前和之后，那里都没有过女兵，我们便成为一个例外。
男兵们守在国界上，女兵们在后方。女兵们像嫩绿的豌豆粒，包裹着一层透明的水泡，只能看，不能摸。
女兵们很安全也很寂寞，没有几个男兵同她们说话。她们便觉得自己被冷落了。其实，每天夜里，她们都在许多男兵的梦境里走来走去。
班里我年纪最小，知道的事情又多又客观。
一天，我们正在做棉签。白白的棉丝缠在女孩们的手指间，仿佛那里有一只只成熟的蚕。
一个很年青潇洒的军人站在了我们面前。他是司令部干练的林参谋。
“请你们做几个花圈。”林参谋站得笔直地说。
“什么花圈？”班长问。班长是长得最丑的女兵，但我们都听她的。
“就是……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追悼会需要花圈。”林参谋说。
我们都知道这段话，现在更感觉到它的英明与沉重。
国界，是经常需要用血来打磨光滑的，不然，就会出现许多毛刺。
我们手中的蚕在这一瞬变成了蛹。
“牺牲了三个战士。以前，我们是不做花圈的，因为男人们都不会。今后。要送花圈。因为大家都说——既然雪山上有了你们。”林参谋讲得很肯定。我相信他以后能当将军。
“可是，我们也不会做花呀！”小宛抢着说。她是我们之中最漂亮的女孩。
“女人，怎么还能不会做花？”林参谋惊讶地耸着他那像鹰翅一样的眉毛。幸好他的羊皮军帽严肃地压住眉梢，否则眉毛会飞走的。听说在边境作战的时候他非常勇敢，在这一瞬，我不大相信这说法。
“是女人，便都该会做花吗？我们之所以到雪山来，不就是为了证明男人和女人都一样吗？”
小宛很厉害地同林参谋争辩。于是我们都插不上嘴，只听她一个人说话。
“女人们当然应该会做花。不会做花的，算什么女人！”林参谋很喜欢同小宛吵下去，但首长的命令一定要执行，他硬起心肠说。
小宛觉得在我们面前丢了面子，便掉下眼泪，对我们说：“你们也不帮我说话！”
我们当然很想帮她，只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会扎花。”班长直到这会儿才说话。她原来只是听说小宛想同林参谋好，现在信了。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我们都埋怨她。
“要有纸，彩色的。”班长是农村兵，会纳鞋底，绣鞋垫。
“有，有。”林参谋说着，从屋外抱进一大捆各色的纸。仿佛落雨天马路上铺了一汪汽油油彩，薄而娇艳。
大家立刻喜欢上了这些纸，愿意跟班长学做花。雪山上没有花，更没有这许多颜色。天是蓝的，雪是白的，被大风卷去了积雪的新鲜岩石是赭色的。我们已经快把这些美丽的颜色忘记了。忘记一种颜色不像忘记一句话，你会永远想不起它。
我们非常高兴，开始跟着班长做花。班长把人分成几组，有裁纸的，有折纸的，有用线绑花蒂的。不一会，桌子上就堆起一大簇花，好像春天里刮起一阵大风，把花都扫来了。
“不行！不能做哩！”班长把剪子甩到纸捆上。
“为什么不做？”小宛刚做完一朵粉色的花，想把它插在自己的辫梢上。
“没有白花。这太喜庆了！”班长皱着眉。
我们这才记起这些花的用途，一时间屋内很静很静，大家觉得做了对不起烈士的事。
打电话叫来林参谋。他是作战参谋，做花圈是作战的最后一个步骤。
“什么颜色的纸都有，就是没有白纸。”林参谋说。
我们都望窗外。雪山上有很多很多白色，可惜做不成花。
“那不成。”班长很强硬地说，“找吧！”
林参谋跑走了。他跑得很快，在雪山上是不兴这样像马儿一样跑的，跌倒了就会永远爬不起来。可是林参谋没跌倒，他抱着一大摞白色的公文纸跑回来，说：“行么？”
班长说：“不行。没有皱纹，同别的纸不般配。再说，纸也太小，只能做出茶盅一样大小的花。”
林参谋这一次没有说话也没有跑。整个部队都没有又白又有皱纹的纸。向山下基地要，就是用特急电报把话儿捎去，也要半个月后才能把纸送上来。烈士们是一定等不及的。
“茶盅就茶盅吧！”班长叹了口气，又说，“花圈花圈，有花还得有圈。花归了女人们，圈可是男人的事。”
林参谋便去做圈。
白花确实很难做，先要把无格公文纸上的红色抬头裁去，剩下的纸片便只有包裹上钉的写字那块白布大小。为了和彩色皱纹纸配套，要在白纸上抽出皱纹来。
班长取来一支筷子，把公文纸像擀面条似地缠在筷子上。一定要缠紧，千万不能松了，一松，纹路就不细腻了。然后用两手握住筷子两端，猛地朝中间狠劲一挤，纸卷就皱缩到一处了。慢慢打开，一张有着像冰花那样无法预计图案的皱纹纸，就在你面前出现了。
班长做完示范，就把这活交给小宛。小宛用劲大了，纸就像被火燎过一样，裂出大洞。用劲小了，纸像光滑的少女脸庞，毫无纹路。小宛把抽坏了的纸扔在脚下，脚下就盛开了一地梨花。把抽好的纸做成白花，精巧得让人心疼。只是它们太小了，仿佛秋天寒冷的早晨，半开不开的野菊。
“太小了……”班长说。
“我们把几张白纸粘成一大张，不就有了吗！”我想这么简单的办法，她们怎么就没想得出！
“不成。那样的纸是抽不成的。”班长和小宛一起说。
“我有一个办法。可是大家要发誓，永不对外人说。”
“我发誓。”我第一个表示决心，主要是太想知道谜底。
“你先讲。大家先别忙着发誓。”到底班长老练。
小宛掀开她的花枕中，露出她的枕头——一个包袱皮裹成的小包，板板正正，好像里面有个熟睡的婴儿。她抖开包袱皮，掏出一卷雪白而松软的纸——女人家专用的东西。
“这是我当兵时，我妈给的……我一直没舍得用……”
那纸真轻盈。像是一团云。小宛的家在大城市。
“女人家用的东西，恐怕不好……”班长沉吟着。她到底是农村姑娘。
“我们绝不对外人说！”我们异口同声，几乎举起右手。
班长和小宛做白花，又大又丰满，像新蒸出来的精粉馒头，非常新鲜。
白花做得越发多起来，遮盖住了彩色的花，便有了一番冷寂的凄凉。
该往圈子上绑花了，才发现林参谋扎的圈子根本就没法用。
他把旗杆折了，用竹条盘成一个个圆环，套在一起，用铁丝缠牢，像靶架一样精巧美观。
“你为什么不用筷子做一个圈呢？”班长嘲笑他。
小宛挺身而出：“我看挺不错的。”
班长看了一眼小宛，又看看林参谋，把竹圈丢在屋外。一阵呼啸的山风把竹圈掠去，竹圈快乐地翻滚着，像一架风车。
班长说：“这样的架子怎么能绑花呢！找个麻袋吧！把这些花背了去，洒在墓前。”
小宛出主意：“用钢筋焊吧！筑战壕和碉堡不是还剩很多钢筋吗！”
林参谋用钢筋焊好了圈子，威武嶙峋，像巨大而空洞的铁眼，看着我们。
大家把纸花往钢圈上绑，才发现最初扎花蒂的线绳不中用。钢筋上有许多铁刺，轻轻一蹭，线便像强弓下的琴弦一样绷断，纸花砰然坠下，仿佛遭受了无形的风雨。
“在钢筋上缠上布，这样，铁刺就不那么锋利了。”班长说着掏出一卷绷带，开始熟练地缠绕，仿佛钢圈是一位正在出血的士兵。
“林参谋，剪些细铁丝。在每朵花蕊上刹上一道。这样不但绑得结实，而且花朵不会低头。”小宛吩咐林参谋。
林参谋剪了细铁丝，最先递给班长，然后递给小宛，最后才给我们。
柔弱的纸花扎上了钢铁腰带，精神抖擞。
明天就是下葬的正日子了，我们要连夜绑花。
雪山上每晚只发一小会儿电。为了赶制花圈，今夜通宵供电。别处的灯火都熄灭了，电像洪水似地倾泻在我们屋内，白亮得令人陌生。
我们往钢圈上绑花。一人管白的，一人管红的，一人管黄的……班长说：“白花三朵。”管白花的女孩就走到钢架面前，唰、唰、唰，连绑三朵白花。“红花一朵。”管红花的女孩就走过去……
没有人知道花圈最终是什么样子。那个图案只闪烁在班长眼前。
小宛管的是绿花。那是自然界中不存在的一种花。
我们来来回回像梦幻一样走动。夜已经很深。我们睡意朦胧。突然，班长说：“你们看——”
一个花圈的雏形，已经赫然在目。它像一个正要从母体中娩出的婴儿，带着淋漓的鲜血和蓬勃的生意。在素白的底色上，蜿蜒开放着星辰般灿烂的花卉。赤橙黄绿青蓝紫……不管自然界有无这等颜色的植物，它们在海拔5000公尺的雪山上，恣肆汪洋地开放着……
我们被自己的创造所震憾。一个尚未完成的花圈，似乎比一件成品，带给人更多的恐惧。它象征着死亡刚刚发生。
花圈的主人——几个很年青很年青的男孩，此刻，睡得好安稳。
挽联是林参谋写的，他的字很飘逸。有一个烈士的名字里有个字生僻，他练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写得十分和谐。
女兵们绑完最后一朵花的时候，电灯熄灭了，但是女兵们都没有发现电灯的熄灭，因为天已经大亮。
一个多么好的高原的晴天啊！
女兵们坐卡车护送花圈到墓地去。花在太阳下显得非常艳丽，给雪山带来了从未有过的风采。
本来是准备把花圈抬到墓地的，显出哀思的深重。但是没有人能抬得动花圈。高原偷走了人们的气力，使小伙子变得徒有虚名。
花团锦簇的圆环，像几枚美丽的胸饰，别在雪山的衣襟上。那半球形的几怀新土，已变成山的一部分，毫不惊心触目。
队伍默哀，队伍肃穆。队伍在这美妙的花环前倾倒，死亡也因此不再恐怖。
简短的仪式结束了。队伍已撤走，女兵们却还久久不肯离去。怎么，就这么完了吗？这些美丽的花呢？
林参谋把花圈集中在一起，平地矗起一座花山。
林参谋掏出打火机，风大缺氧，总也打不着。
“你要干什么？”女兵愤怒地把他围住。
“把它们烧掉。”林参谋终于打着了火苗。
“为什么要烧掉？多么美丽的花啊！”小宛恳求林参谋。他们靠得这样近，以致林参谋闻到了真正的花香。
“让开吧。不烧，他们怎么能收到这些花呢？”班长说。
花在火苗温暖的爱抚中，欢畅地舒展开瓣叶，每一朵花都骤然增大，仿佛刚受到雨水的浇灌。整个花圈变为巨大的光环，波光诡谲，腾空姚跃，好像站满彩色的鸽子。女孩们惊奇地看到她们亲手扎制的花朵，在瞬息之间被火偷走了，魔术般地改变了颜色。白色成为银红，红色变为赤紫，蓝色在火中是纯黑，黄色在火中干脆成为咖啡色……火夺走了姑娘们的创造，它制作出一个更大更辉煌的花圈……
燃烧的都燃烧了，一副通红的钢架像恐龙的骨骼，凸现在苍茫的雪原上。烧不烂的铁丝奇形怪状地挂在钢圈上，风弹拨着它们，发出风铃般的叮当声。
火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信使，它袅袅地远去了。
“走吧。”卡车司机催促我们。
“再等一等。等凉一凉。”林参谋说。
“等什么凉！我们已经透心凉了！”女孩子们穿着大头鞋的脚使劲跺，冻土上出现杂乱的脚印，仿佛有一群小巧的野兽在这里停留。
“等钢筋凉了，以后还要用。”林参谋抱着双肩说。
我和班长趴在卡车大厢板的最前头。风驰电掣的轮子，把晶莹的冰雪碾得瀑布般飞溅，我们便觉得自己像一头白牦牛从山上扑下，好不惬意。
小宛和林参谋背对我们站在车厢的最后头，手扶着拦阻货物坠落的铁链。我招呼他们站到前头来，他们连头也不回地说不用。
可惜无所不在的山风出卖了他们。风从车尾刮来，像川流不息的传送带。把他们的话端了过来。
“你以后，常来……看看我……”
“不……行………
“到底是‘不’，还是‘行’？你说清楚嘛！”
很长很长的间歇，仿佛影片突然中断。我忍不住回过头去看，他们的背影相距很远，看不出丝毫破绽。班长怕打草惊蛇，把我的脖子像拧小(又鸟)似地硬掰了回来。
“为什么！”
“因为……因为你们不可能属于任何一个男人，你们属于整个雪山……”
“那你就再也不来看我们了吗？”
“会来的。不过，你别盼着我来……”
班长忍不住对我说：“这我就放心了！”
我对班长说：“你到底操心什么？我怎么不知道：“
林参谋的确具有战略眼光。他每次到来都携带花纸和噩耗，还有那周而复始的钢圈。但做花圈的过程充满快乐，我们有条不紊地操作着，配合如行云流水。我们不断地发明创造，设计出人间罕见的花卉。小宛的脸庞是所有花朵中最艳丽的一朵，林参谋也名正言顺地同我们一道忙碌。
“这些花圈太美丽了！”林参谋不只一次由衷地赞叹。
女孩们的花圈，鼓舞着将士们更英勇地保卫着那道国界。
终于有一天。
“请你们做几个花圈。”一个陌生的声音说。
我们大吃一惊，端详着来者。
他很像林参谋，年青而潇洒。
但他不是林参谋。
那是1971年底，林彪事件的文件传到雪山。大雪封路，已无法通行。为了传达这个重要文件，林参谋接受命令，强行出车了。
他的车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我们终于深深懂得了什么叫军人的死亡。
那圈，那纸，那闪烁如银的灯光……都同以前一模一样，只是少了那人！
“我们，该给林参谋，做一个，最美丽的，花圈。”小宛讲，她的脸色像灯光一样惨白。
“可是我们所有会做的花样，林参谋都见过了呀！”我着急地说。
“小宛，这件事就交给你。设计一个人世间最美丽的花圈。”班长说。
林参谋下葬的那一天，我们从车上抬下一架特殊的花圈。圈子还是那么大，这是所有的官兵都看熟了的，钢筋不会胀大也不缩小。不同的是，花圈上罩了一层粉红色纸绞成的网子如纱如梦，仿佛一位新娘的盖头。
肃立的人群像铁壁一样沉默。突然，从纸罩后面传来奇异的嘀哒声，仿佛那里悬挂着一块巨大的秒表……
呼啸的山风像一只粗暴的手，将纸罩唰地一声扯开，抛向无垠的长空。
啊！
冰雪花卉！
铁红色的钢架上，缀满了冰雕的花朵。怒放的花朵宛若水晶般剔透。在催灿的阳光下，把无数耀眼的金针，抛洒在蓝天之中。
我们站立在冰花圈近旁。少女温馨的气息将雪山万古不化的寒冰嘘热，便有点点滴滴情泪似的水珠，潸然而下。
花瓣渐渐地瘦了，花蕊渐渐地软了，花叶渐渐地垂了，花圈渐渐地小了
我们没有流泪，所有的泪，都凝到花朵里去了。铁锈色的钢圈像沐在一场豪雨之中，无数溪流酣畅而下，冻土被敲击出无数小坑。
从那一次以后，做花圈的时候，我们再也不说笑。
许多年过去了。
我再没见过比那更美丽的花圈。
也许，该把那冰雪的花卉烧掉。火是生与死之间的独木桥。
妈妈福尔摩斯 　　我正在家包馄饨，有人敲门。馄饨趴在盖帘上，遗失的草帽一般可爱。
是儿子也也回来了。他有门钥匙，但如果知道我在家，总爱敲门，等我去开。小小年纪就愿意享受家中有人开门的温暖。
他今年13岁，在一所重点中学读初一。很乖。为了这乖，我今天特意抽出时间，给他包馄饨。
打开走廊门，我看到一张肿胀、淤血、肮脏的脸。只有从紫色眼眶包绕的澄清双眸，才能认出依然是也也。
“和人打架了？骑车掉沟里了？撞墙上了？”我忙不迭地问，一百种可怕的理由在头脑中冒泡。
“我被人……打了……”也也的眼泪像透明的小棍，直直地戳下去。
“被什么人？因为什么？”我急切地晃他的肩，像晃一扇单薄的柴门。
也也能提供的线索极为简单。早上，他和维娅一同上学。维娅妞是我们同楼的一个女孩，与也也同校，他们每天都一起走。到丁字路口，突然从路旁窜出两个高大的男孩，一个脸上有疤的一把拽住了也也的车，彬彬有理地问：“你就是也也？”待得到确切答复后，疤孩子脸上的疤突然扭动起来：“半个月了，我们等的就是你！你做的坏事也太多了，看拳！”
“然后呢？”我看着也也因为肿胀而变形的脸，仿佛面对一个陌生的孩子，心像湿毛巾一样被拧紧，只不过淌下的不是水而是血。
“后来我想是上学还是回家。想起您说过，课是一天也不能缺的，就上学去了。”
“到了学校，校医说没有什么药可治，只有等皮下面的血慢慢吸收。妈妈，您不要难过，当时疼，现在已经不疼了。真的，一点都不疼。”他摇了摇小手，而不是摇头。我这才看见他肮脏的小手上，有一块偌大的青紫。男孩子没有镜子，不知道脸比手的伤要严重得多。
我真想发出一声母狼似的哀嚎。该死的疤孩子！
“打你的时候，维娅在干什么？”我要把事情弄得水落石出。
“她在拉打我的另一个男孩。”
“你真的不认识疤孩子们？你有没有得罪过他们？比如借他们的钱，或者弄坏了他们的东西？”我觉得此事蹊跷，常理不通。也许也也隐瞒了什么，那将比他身上的青紫更令人可怕。
“没有的！妈妈！”儿子赤诚地看着我，倒让我觉得自己卑微。
我要也也去洗脸，自己镇静下来思忖。
切好的馄饨皮，一个个砚整的梯形，在阳光和风的拂照下，渐渐干燥皲裂，生出龟板一样莫测的裂纹。
我敏锐地觉察到也也面临一个阴谋。不认识而蓄意殴打，伏击半月，今日终于得逞。这其后必有一个阴谋的主谋潜心策划。
他是谁？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我说：“再想想，疤孩子还对你说过什么话？他打你，总要有个缘由，或要你接受一个什么教训。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入缘无故的恨。这是毛主席说的。”
每逢我遇到一筹莫展的难题时，少年时背诵过的语录，就会像浮雕般的凸印在脑海中，而且非常自然。
也也便努力去想，仿佛在解一道数学奥林匹克题。终于，他说：“他要我从这条路上走。””
“哪条路？”我追问这唯一线索。
“丁字路。”也也毫不迟疑地回答。他的记忆像冬眠的蛇苏醒过来。
我骇怪。只听过不许从某某路走才把人打个鼻青脸肿，怎么还有非得从某某路走的威吓？
整个的不合逻辑！
作为一个普通女人，我所有的破案推理知识，都是幼时从福尔摩斯那儿学来的。我百思不得其解，突然发现一个致命的缺陷：所有的材料都来自也也。这只是一面之辞。
“我到维娅家去。你在家里好好写作业。头虽然被打了，作业还是要得5分。”
走出门才想起孩子还没有吃饭。
维娅的母亲很漂亮，有着少女一样的身材。“是您。稀客。快请坐。”
她对我很热情。“维娅在学校排节目还没有回来。”母亲抱歉地说。奇怪，她怎么知道我是来找维娅而不是找她？也许高层建筑里的人们素无联络。只有孩子是共同的公约数。
我约略将也也挨打的事说了，美丽的女人不安起来：“哟，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美丽的女人，精神都脆弱。要是她的维娅被打成也也那样，真不知这女人会怎样忧伤！
我说：“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搞清楚。”
她点点头。
维娅回来了，黄昏的房间立即如同早晨。美丽的维娅妈妈黯然失色，仿佛一支花的标本。
“阿姨问你早上也也挨打的事情，你如实讲。不要因为同也也是朋友，就偏袒他。”我对维娅很严肃地说。想到面目全非的也也，觉得女孩多么好！维娅的妈妈就不用当福尔摩斯，只并着腿坐在沙发上织毛衣。
“早上我们走到丁字路口，突然从路旁窜出两个高大的男孩，一个脸上有疤的孩子拽住了也也的车，问你就是也也？也也点点头，疤孩子突然变了脸说……”
维娅以女孩的柔弱，慢慢地回忆，慢慢地讲述。
我抑制了许久的泪水，淌流而下。不仅仅因为维娅复述了也也挨打的过程，使那悲惨的场面又像慢镜头似地在眼前闪过……不仅仅因为这些，而是维姬的叙述同也也的叙述太一致了。我的也也真诚得像一面镜子，这事情又如此光怪陆离。我将如何向他解释，他今后将怎样看待这个世界？
“为什么要打呢？”我要问清这个最根本的症结。
“我拉住那个没疤的孩子，说你们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他说你们一定要走这条路。”
又是这句话！“以后一定要走这条路！”这条路上究竟有什么？
“你觉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明知十几岁的女孩子回答不了这问题，我还是茫然地问这个当事人。
“不知道：“
我一无所获回到家。也也说：“我饿了。”
“你饿了，我还饿呢！可这算怎么回事？走！跟我走，不把事情搞明白，我们不吃饭！”
我扯着也也走在他上学的大路上。他的手心有微汗，我不知道这是因为热还是因为怕或者是饿。
我无目的地四处探巡，仿佛想找到作案时的血迹。
街上的人们步履匆匆。他们看到一个妈妈牵着一个男孩缓慢地在走。一定以为是饭后散步。北京人神气地把这称为溜弯儿。
“这是周东的家。”也也耐不住这令人压抑的沉默，悄声说。
周东我认识，一个潇洒的男孩，也也小学的同桌，现在还常到我家借书。
“他今天早上是不是在路边？”我想也许会有出人意料的线索。
“我和维娅上学的时候，经常看到周东。但今天不在。”也也回答得很清晰。
又一线希望落空。但也也下面的话，引起了我的高度警觉：“周东问过我，维娅是不是不爱说话？我说不是呢，爱说又爱笑。周东说，那你们以后从这儿走，咱们一块聊聊。”
我从这话里嗅出了某种阴谋的气息。也许是一颗母亲的心过于多疑？
“咱们到周东家去一趟。”我说。
“好。”也也挨了打，反倒像做了亏心事，回答怯怯的。
周东不在家。他的妈妈，一个极瘦的女人在煎带鱼。带鱼宽得像一截镜子，不用放油也在煎锅里吱吱吵个不停。
我把也也挨打的事约略说了一遍，并把也也伤痕最重的半个脸，推到她面前。这样做虽然使也也难堪，他是一个好面子的男孩，但我顾不上了。我要唤起这位母亲足够的同情心，帮我抓到凶手。
“噢！好可怜！到医院看了吗？不论谁打的，总是要先医病。我家周东可不知道这件事。他每天早上出去锻炼身体，什么也不知道：“
我并没有说她的儿子怎样，她就这样慌忙地往外择自己，像从一把韭菜里剔出一根苕帚苗。这使我不快，又不敢在面上显露。
“周东怎么还不回来？”我心焦了。带鱼已煎得黄如苞米面饼，我无心吃饭，但对也也是个折磨。周东上的普通中学，绝不至于加课至此时的。
“到拳击学校去了。就快回来了。”瘦女人大约也看出了我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转而衷心地希望儿子快归，语调反而比初见时热情。
我的心又倏地一紧，缩成一团不再松开。拳击学校！
我总觉得孩子们打人的方式，最早应是从他们的父母那儿学来。父母再恼子女，因为他们的幼小，打的时候只用掌，而没有用拳对准婴儿的屈股的。待到孩子学会了用拳，必是有意无意钻研了打人的艺术。
“为什么要上拳击学校呢？这么晚都吃不上饭，孩子该饿坏了。”我并非完全是为了搜集情报，将心比心，谁的孩子也是孩子。
“听说拳校最优秀的学员可以到日本进行训练。孩子想出国，咱一个穷工人，又没有别的出路，全靠他自己奔了！这带鱼还是春节发的，若不是公家给，谁舍得买这样宽的带鱼吃！每天煎一段，专为小东补身体。”瘦女人将带鱼翻了一个身，把空气搅得浓腥香热，鱼段黄得已无可再煎。
好无聊。好尴尬。可我不能走。
对面桌上有一个花布包。正确地讲，是用许多碎布拼成的一个录像机套子。布套热闹而火爆，有二踢脚般的喜庆气氛。只是因了它的鲜艳恍然使我觉得那包裹中是一个婴儿。
周东的妈妈突然将手指横在腮帮一侧，好像一柄牙刷：“那打人的孩子的伤痕，是不是这样的？”
也也立刻跳起来说：“就是就是。”那模样活像他出的谜语被人猜中了迷底，竟很有几分遇到知音的得意。
那根手指很长，带着阴影横在脸上，很凶恶。
那女人刚想说什么，忽又泄了气。她想说什么的时候，我没在意。她一泄气，倒引起了我的警觉。
何事不可以对人言？
“您见过这孩子？”我问，话出口又觉得冒昧了些。
“不认识。没见过。我哪里知道。”她连连否认，手在围裙上蹭了正面蹭反面，好像手掌是一柄刀。
这否认似乎太多了一点，大人对大人，原不必如此。
静默。较之刚才，更令人难耐。
但我一定要等下去。
终于门响了，我们的身高都不由自主地向上拔出一截，仿佛那门是一道符。
周东走进来，脸红得不可能再红。放了学就去打拳，至今还没吃饭，真够辛苦。
“鱼！好香！妈妈，我——”突然，他像被人强行塞人一个(又鸟)蛋黄，半张着嘴，噎在那里。
他看到了我们，看到了也也那张肿胀若笆斗一样的脸。
我竭力控制住自己，力求冷静、客观和公正。我需要观察。不带任何偏见不先入为主不掺杂感情色彩。
我不动声色地开动起直觉的雷达，捕捉哪怕是蚊蝇般的异常。
那孩子惊愕。
惊愕很正常。看到自己朝夕相处的小伙伴被人打成这样，自然应该惊愕。但这清俊的少年突然不再惊愕，脸上出现了不属于他这个年纪的坚毅与顽强。他很清晰很强硬地说：“不是我。”
他的全部伪装在这一瞬间，蓑衣似的从肩上滑落。他毕竟还嫩。他没有表示噫唏的同情，没有询问打人的经过，首先想到的是自我开脱，这是最初级阶段的欲盖弥彰。
他的母亲轻松地吁出一口长气，痛快得从脚后跟直贯到颅顶：“不是你就好。吃饭吧！吃鱼。”她瞟我们，眼珠像两艘游大的驱逐舰。
“我没有问你，又没有说是你，你为什么就说不是你？”对这孩子的愤懑，对这家长的姑息使我语无伦次，像说一段蹩脚的绕口令。
周东距离我很近，近得我看得清他唇上极细的须。也也上学年龄小，品学兼优又曾跳过级，与这孩子不是一个数量级。
周东出人意料的镇定：“您领了一个被打的孩子到我家来，当然是怀疑与我有关。不是我干的，我当然要把自己择出来！”
轮到我瞠目结舌。他说得很有道理，简直无懈可击。但正是这种天衣无缝，令人生疑。做为一个少年，回答的速度太快。
“我并没有说是你。我不过是想了解一下你是否知道一些情况。”我不得不退攻为守。
“我既不是打人者又不是被打者，我怎么会知道当时的情况！”他的话滴水不漏，昂着头像一只骄傲的公(又鸟)。
“但你每天早上都要到路边去，今天早上也很可能看到些情况。”我咬住问。
“我去是去了，可我没看见。我已经有二十天没看见他们，为什么今天就一定应该看见？”男孩子突然委屈起来。
二十天这个数字引起了我的注意。作为也也的普通同学，这份关心是否过于精确？况且在打人者不多的话语中，也鲜明地出现了时间概念。这其中，可有蛛丝马迹的联系？
“听说你说过让也也和维娅从你家门前的丁字路口过？”我问。
“没有。”周东矢口否认。
本来这不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但他的否认，引起了我的高度警觉。
“也也，周东是否说过这个话？”我提问证人。
“说过的，周东，你忘了，那是在x时x地……”也也很热心地提示他的朋友。
“没有。”周东依旧断然拒绝。
这其中有鬼：谎言必然企图遮盖什么。尽管他不是凶手，我要通过他，把疤孩子找出来。
“阿姨知道不是你。也也与你是好同学，也也挨了打，你应该帮助阿姨。也也没有死，也没有瞎了眼睛，以后总会把疤孩子认出来。你说了，阿姨有奖赏。”
我觉得自己的活，不但苍白无力，而且充满虚伪。我对面前这个比我还高的长胡须的男孩十分仇恨，几乎认定他是一个阴险的幕后策划者，苦于没有证据。我要借他的手拿到这证据，便使用胡萝卜加禁止。
事情绝不像我想的那样简单。周东显得比我老练：“阿姨的意思是说我和打人的人认识，可我确实不认识。您要是还不相信我，这样吧，明早上您领着也也到我们学校去，跟教导处说，让同学们站成一排，让也也一个人一个人地认，这样总行了吧！”
这一次我不仅是瞠目结舌，简直是目瞪口呆。周东这样设身处地为我们着想，办法算得上完美无缺。也也跃跃欲试：“脸上的疤，如果是刀子划的，大约过多长时间就看不出来了？”。
“要经过整整一个夏天的太阳照射之后，伤疤才会消失。”我心不在焉地说。
“那我是一定可以认出来的。”也也很有把握。
周东的母亲见自己儿子处事得体，不觉得意：“就这么着办吧！明天你领上你儿子，到我儿子的学校去查，查到了，自然什么都清焚了。查不到，与我们无关。您说是不是？”
我想说不是。可我什么也没说，我一个成年人，落入了一个少年的圈套，他的无懈可击在我看来满是缝隙，从中逼射出少年人的阴冷！我养育了也也的单纯和善良，我以为所有的少年人都对成年人唯唯诺诺。没想到这刚长出胡须的男孩子，为我划出了一条马陵道，我百不情愿，却只有乖乖地走下去。
我拉着也也回家。城市到处有刺目的灯光，黑夜便显得支离破碎，像牛奶杯卫浮动的铅笔灰。
家在六楼。在心情不好又没吃饭的时候，家好像修建在天上。也也的手已饿得瘫软，他要我拉他上楼。
楼梯里所有的灯泡都不亮，这在公寓楼里很正常。总算走到家门，突然在黑黝黝的背景中矗起一个更为黑黝黝的人影。
我没有害怕。心灵好疲惫，已没有害怕的能量。再说儿子在身边，我要保持尊严。
“谁？”我问。
“我。”答道。是个女人。
中国人的社交面窄，一个“我”字延续出的音域，已足以让人分辨出身份，但我不知道她是谁。
“我是维娅的妈妈。”她说。
今天我注定要同许多的妈妈打交道。我刚从她那儿出来不久，她又想起了什么话要对我说？
也也满脸沮丧，他的馄饨看来是吃不上了。干涸的馄饨皮裹着橙红色的肉馅依稀透明，乍着双翅好像一只只肉燕。“你去吃方便面吧！”我吩咐道，也也听话地走进厨房。
“我来跟你说……我早就想跟你说，可是刚才孩子在。不要让孩子听见。我知道这件事……不，是我猜到的。我不想说，可是我还得说……都是孩子，都是妈妈……”漂亮的女人颠三倒四，你完全不知道她想说什么，唯一的只有等待。
“你的孩子是为我的孩子挨的打。”她的语句突然流畅起来，好像水龙头脱了扣，大股水流奔涌而出。
“维娅漂亮。当然当妈的夸自己女儿漂亮是不谦虚的，可这是实事求是。我什么都不怕，我就怕维娅漂亮，我小时候就很漂亮，我知道那种滋味……”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翘而弯曲的睫毛在她脸上，刷出浓密的阴影。
“您现在也很漂亮。”这话不合时宜，但确为我此时所感。
“不！我老了。我不是想说这个。”她猛地摇头，好像刚从游泳池里爬出来，要甩去满脸的水珠。
“还是漂亮好。”我说，不知是反驳她还是阐述自己的观点。我曾想过以后给也也找妻子，一定挑个漂亮的女孩，这样我就可以得到一个漂亮如洋娃娃的孙子或者孙女了！“漂亮不好！”漂亮的女人顽强辩驳：“有许多人拉住维碰，给她写信、递条子，在我们家的窗台下喊她的名字，好像她是个放荡的女孩。”
“所以我不让维娅同任何男孩子讲话，不许与他们同路。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你家也也，也也乖，有家教，知书达礼……”我很想谦虚一下。漂亮女人用手掌朝我口的方向一挡，干脆得像电影里抓俘虏的噤声动作：“是这么回事，也也让人放心。还有很重要的一条，也也比维哑，他还什么都不懂……”
啊！我的儿子！在你还什么都不懂，连自己都不能保护的时候，已经被人在暗处强行赋予了骑士的责任。
我不知道为儿子悲哀还是骄傲。
“这次也也挨打，肯定是为了维娅。我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我不来同你说，我良心不安。一定是什么男孩想同维娅好，维娅不理他。维娅听话，这我有数。那个男孩就把怒火迁到也也身上，以为是也也占据了维娅的心。事情就是这样，他就叫人把也也打了一顿。我想出来答案，跑来告你……”女人说完，垂下眼帘。我再看不到她那双美丽的眼睛，只见两道残月似的黑色弧线。
我立即断定了这推断铁一般的不容置疑。
周东喜欢上了维娅。这一切如何开始，已无从考证，就像你说不出第一片绿叶是何时萌生。周东借也也维娅上学之际，在路边同他心中的女孩讲话。哪怕不讲话，就是看一眼也好。
于是丁字路口的晨雾中，每天都仁立着一个潇洒的男孩。
也也和维娅上学有好几条路走，就像语文试卷中的填写同义词。两个一无所知的孩子时而从这条路走，时而从那条路走，随心所欲，毫无规律可循。
潇洒的男孩便常常空等。
那是怎样的空寥、寂寞和惆怅，男孩一生中第一次品尝到了浓烈的失望。
于是他思索再三，他找到了陪伴女孩的小男孩——我的儿子也也，对他说：以后你们从我家门前过。我猜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一定装着若无其事，心里一定叮叮当当。
也也一定答应得很干脆，他是那种乐于助人的孩子。但其后，他把这件事忘了。他既没有利用自己对维娅的影响力，暗中左右行路的方向，也没有觉察到这种要求的异常，想出任何应对的策略。两只快快乐乐的小鸟，一个月没有从丁字路口过。
前半个月，潇洒的男孩像钟表一样准时出现，风雨无阻。无数辆自行车闪光的车圈在他面前驶过，但没有那个女孩。一直等到完全丧失希望，他才蹒跚回家。他那瘦弱的妈妈也许会探摸他的头，因为他脸色十分难看。
在经历了等待、焦虑、阴郁、刻毒之后，所有这些情绪混合在一起，发生化学反应，生出一种新的物质，叫做仇恨。
后半个月，男孩策划了一个阴谋。他雇请了两个打手，教他们认清哪个是也也。他和也也偎在一起亲密嘻笑的像片，一定也让疤孩子看过……
我无力地呻吟了一声，像风雨中一扇破旧的窗户。
“我走了。我心里很难过，自己没有更多的力量能帮助你。我只好告诉维娅，明天上学自己去，不要与也也一块儿走。”
“不！不要这样！”我急忙阻止：“一同上学并无过错。这样无缘无故地不准他们同行，我们将如何解释？这是一种邪恶，对邪恶不应低头。”我握住漂亮女人的手，她清秀的指骨像琴弦一样抖动。
终于，丈夫回来了。
“看看你的儿子吧！”我把也也推到他面前。
“打架打的。”丈夫毕竟是男子汉，全然没有吃惊，瞬间做出准确判断
“是叫人家打的！”我把儿子支开，把两次出访及维娅妈妈的回访和我的全部推断，一股脑儿告诉他。
“先吃饭好吗？我肚子饿了。”他平缓地说。
我像看陌生人一样看他，觉得近于冷酷。儿子被人打成这样，老子却只关心自己的肚子！
“我还没有吃饭呢！吃吧吃吧！让儿子被人打死好了！”我歇斯底里地叫嚷，所有的矜待所有的镇定都在丈夫面前化为灰烬。
“那我们一起吃。”丈夫不动声色地说，然后走进厨房，把纱翅帽般的馄饨丢进开水锅。数量太少，他就把干枯的面片也丢进去。锅内倒海翻江。
“好了。”他说。
我不理他。他找不到香油瓶，我也不告诉他，听任他把花生油倒进汤里。
我不吃。看他一个人吃。我等着他来劝我，他不劝，一个人吃得饱饱。
“现在，我到周东家去。”他站在门口，懒洋洋地说。
我想外战正紧，不可再进内讧，对他说：“我已经去过了，软硬兼施，那孩子什么也没有讲，像刘胡兰在敌人的铡刀前一样坚强。他的母亲还护犊子。”
“那孩子什么都会说的。”丈夫胸有成竹。
“你怎么知道？”我大为惊诧。那孩子策划周密，手段凶狠，绝非一般少年。
“因为我是男子汉！这种事，妇道人家出面是没有用的！再能干的妈妈也是妈妈，而我是爸爸！”
丈大摔门而去。也也睡了。我焦急地等待，不知道将有怎样一个结果。突然想起那孩子伫望路边的等待，不知与我孰轻孰重？
丈夫回来了。脸色平如秋水。我突然怯怯，不敢问他。
他安闲地掏出一截纸条，丢在桌上，仿佛往锅里放一馄饨皮。
“喏，这是那两个打人凶手的名字和学校，上面的那个就是那疤脸。”丈夫冷静地说。
“你怎么得到的？”要不是怕惊醒也也，我会大叫起来。
“自然是周东说的，不然我从哪里知道？字条也是周东写的，我叫他写规矩点，可他依旧写得不好。他的字不行，不如也也。”
这个时候还有工夫评论字！我盯着看字条，像地下党的机要员在敌人破门而入时背诵文件一样。现在，这两个名字已经像钢印一样刻在我脑海里。
“你到底是怎样让他就范的？”
“很简单。我先征得他父母的协助。我说，各家只有一个孩子，都愿让他成材。成不了材起码不能让他蹲监狱。现在这事起码有九成是你们孩子唆使人干的，比如你们就认识那疤孩子。但终不是周东动的手。所以，只要他说出打人的是谁，我就去找那两个小子算帐，与你家无干。他父母还算明白，就躲到一边，由我去审他们的孩子。”
丈夫攻心为上，确较我高明。随着他的叙述，我眼前像演一出电视剧。
丈夫对周东说：“告诉我疤孩子的姓名。”
周东昂首挺胸：“不知道！”颇有英勇不屈的气概。
丈夫说：“真是好样的！你知道明天下午或者是后天下午或者是大后天下午，你会碰上什么事吗？”
周东说：“不知道。”他脸上的敌意消褪，露出渴望的神色。所有的少年都渴望知道未来。
“体会在哪个黑夹道里，被人揍得皮开肉烂！而且，我干得绝对比你漂亮，不会留下丁字路口这样的话把。”
周东的一颗牙咬着嘴唇，嘴唇渐渐变得同牙一样雪白。
“真的不是我打的。”周东说。底气却远没有刚才足，像自行车有慢撒气的毛病。
“但是你指使人打的！明天，我们会带也也去认！”丈大急了，他不愿以一个成年人的智慧与少年人兜圈子。
“认呀！认去呀！”男孩突然还了阳，兴奋起来。
丈夫立即敏感到这是一个圈套。小伙子，你到底还是太年轻！他把脸一沉：“你以为明天我们会上你学校去认吧？傻瓜！我们去拳击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