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一位皇后：婉容

婉容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后，是封建体制走向没落的牺牲品。她跟溥仪之间有过美好回忆，但大部分回忆是黑色的、残酷的。也许对于婉容来讲，人生前期最大的快乐，就是生活在紫禁城里的那两年；而人生后期最大的快乐，就是麻痹在鸦片里的糜烂生活。

　　被选入宫

　　婉容全名郭布罗·婉容，正白旗，光绪三十一年（1905）出生。其生母是皇族爱新觉罗氏，被称为四格格。不过在婉容2岁的时候，四格格就病逝了。此后婉容一直被养母爱新觉罗·恒馨抚养。恒馨是军机大臣毓朗贝勒的二女儿，为人爽朗大方，聪明能干，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对婉容很好，如同亲生女儿一般。婉容的父亲是内务府大臣郭布罗·荣源，是晚清少有的开明人士之一。他让婉容和男孩子一样学习，不仅学习中国传统的诗词歌赋，还学习西方文化，包括英文在内。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婉容自然会成长为一个集中国传统美德与西方修养为一身的进步人士。

　　不过可惜的是，婉容生错了时代，她的皇族身份，并没能为她带来荣耀和幸福，反而带来了无尽的苦难和耻辱。婉容的苦难是从她被选入后宫开始的。

　　1921年，紫禁城里传出已退位但仍保留帝号的溥仪要选皇后的消息，于是一大堆贵族女儿的照片和资料被摆在了溥仪的面前。溥仪随手在某张照片上画了个圈，代表他选定了皇后。这张照片里的女子正是婉容。除了婉容之外，还有另一名女子被选入后宫，她叫文绣。

　　当时的紫禁城已经不是人人艳羡的富贵宝地，而是一个精神牢狱。住在里面的皇帝、皇太后，没有一个人有完全的自由。他们都挣扎在封建王权与民族革命的夹缝里，试图寻找一条可以活下来的路。这个时候入宫，就等于选择了桎梏与折磨，也选择了今非昔比的皇族生活。1922年，16岁的溥仪大婚，娶同为16岁的婉容为皇后，封未满13周岁的文绣为淑妃。

　　不过幸运的是，溥仪允许婉容在紫禁城接触西洋文化，并答应婉容让她的几位旧相识来宫里跟她做伴。所谓的旧相识，就是婉容在天津教会学校念书的同学和朋友，都是外国人。这些朋友在宫里负责为婉容授课，教她英文、世界历史、艺术和外国民俗。

　　对于婉容来说，能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朝夕相处，是对空虚内心的最好慰藉。而溥仪体现出的宽容和友好，也让婉容感到欣慰。婉容喜欢用英文书写，经常给溥仪写英文信，而溥仪也给她取了一个英文名字叫伊丽莎白，以表示对她的尊敬。

　　当然，婉容在热爱西方文化的同时，也不忘了中国传统文化。她平时除了练习英文，就是练习写字和画画，还阅读了大量诗词文集。同时，她也写了一些诗词，其中最着名的莫过于那首《桃花歌》：

　　桃花宫，桃花院，桃花院内桃花殿。桃花殿，桃花帘，桃花帘内桃花仙。桃花面，桃花面上桃花癣，桃花玉蔓桃花衫。桃花口，气如兰，桃花齿，似叶烟，桃花唇、似血盆，桃花媚舞桃花殿。

　　这首词内容犀利，充满了讽刺和嫉妒，正是写给当时的淑妃文绣。文绣是末代皇族里的又一个悲情人物，从嫁给溥仪之后，就受到了婉容的排挤。再加上本身性格内敛，不喜言语，因此没有得到溥仪的宠爱。长久以来，她都一个人生活在长春宫，日日与书为伴，不闻窗外之事，基本上是被打入了冷宫。

　　作为逊帝的皇后，婉容对自己的身份和责任有着清醒的认识，她本性善良，从国家蒙难之时她的举动就可看出。比如1923年12月，婉容捐出600块大洋给当时的慈善机构。1931年，婉容又捐出一串价值不菲的珍珠，用来赈济当时的水灾。那串珍珠172颗以2500元大洋的价格卖出。婉容此次行为备受社会赞誉，报纸更是大篇幅报道，说“溥夫人复捐珠串为灾民续命，仁心义举……社会上云阔太太不乏富逾溥夫人者，益闻风兴起”。

　　婉容捐出珍珠的时候，已经离开紫禁城三年有余。1928年的时候，发生了冯玉祥逼宫事件，溥仪和所有人都被从紫禁城中赶了出来，暂时住在了天津。

在天津，为了获得专宠，婉容排挤已经被溥仪冷淡以对的文绣。他们在天津住了7年，文绣渐渐与溥仪成了陌路人。以前溥仪对文绣只是冷淡，后来竟发展到打骂。婉容与溥仪外出吃饭，逛百货公司，从来没有文绣的份，她只能孤灯独坐，与书为伴。终于，文绣向溥仪提出了离婚，这是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事。最终双方达成协议，文绣答允永不再嫁。婉容以为从此她可以独得溥仪的爱，没料到溥仪从此也开始冷落她。

　　东北生活

　　1931年11月，日本人找到了溥仪，让他到东北当伪满洲国的皇帝，声称在那里他可以行使皇帝的一切权力。溥仪相信了，他只身从天津到了东北。两个月后，婉容以及溥仪的两个妹妹和弟弟溥杰一同被请到了东北，继续维持皇族生活。

　　然而，东北的生活根本不是婉容当初想象的那样。此时的溥仪已经完全沦为日本人的傀儡，失去了基本的自由。婉容到了东北以后，虽然名义上是皇后，却处处受到管辖和奚落，甚至连溥仪也对她不屑一顾。在这里，就连一个小小的日本侍女都可以给她脸色看。别说荣华富贵、养尊处优，就连起码的饮食都无法得到满足。

　　更为重要的时候，日本人像看管犯人一样看管着婉容，她想走出大门都不可以。

　　面对这样的生活，婉容几乎被折磨疯了。她试图逃跑，逃出这个人间地狱。这时恰逢国民党外交部长顾维钧到东北公干，婉容便抓住这个机会，派人去向顾维钧求救。当时顾维钧只是以中国顾问的身份在东北公干，并没有能力提供帮助，因此只能拒绝。

　　不过这并没有让婉容放弃逃跑的念头，她一直都在努力离开。1933年夏天，她请求伪满洲国立法院长赵欣伯的妻子帮助她和溥仪逃往日本，但最终也没能成功。在两次逃跑都无果而终的情况下，婉容终于崩溃了。她放弃了，她不再作挣扎，她打算破罐子破摔，就这样糜烂下去。

　　关于这个时期的婉容，她的贴身太监孙耀庭曾回忆：“起先皇后的脾气挺好，皇上常到她屋里来，可是很少在她屋里宿夜，只是说会儿话，玩玩就走。后来，皇上来的次数少了，她的脾气也变得不太好，有时候在屋里绣着花就停下来，面壁而坐，半天不吭一声；每当这时，我们就得格外小心侍候。”

　　后来，婉容开始疯狂抽食鸦片，在迷幻和朦胧中度日。伪皇宫里有一间专门属于她的吸烟间，大多时间她都在里面度过。没过多久，一个原本对世界充满好奇，也曾对未来有过期许的婉容开始变得憔悴不堪了。她越来越瘦，也越来越不讲究吃穿，好似一个疯婆子一样躲在吸烟间里。不知道她那时感觉究竟是愤懑，还是痛快。

　　曾经的美好

　　婉容这样颓废的生活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不过婉容最后的去向在哪里，什么时候去世，去世的原因，都很难得到考证。纵观她这一生，都充满了悲情色彩。然而在紫禁城的那段日子里，婉容也曾有过美好的人生。

　　在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一书里，曾提到过一段婉容教他吃西餐的事情，就十分有情趣。

　　“结婚后，有一天我对我那一妻一妾——婉容和文绣提议道：‘我们今天吃洋饭好不好?’当然她们都是极端赞成的了。于是就如法炮制，和上次一样，把多得惊人的西餐端来摆满一大桌子。正要举箸（因为我尚不惯于使用刀叉）来吃时，婉容见状似乎是吃了一惊，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说：‘这样吃法太老赶了，应当每人一份地分盛在盘子里吃!’于是就由分盛汤菜起一直到怎样使用刀叉等，都作了技术上极其生动的说明，并做出了极富自信的实际示范动作。我固然觉得被这种技术问题束缚得很别扭，但从那次起就逐次体会到了其中的奥妙，而学会了吃西餐的全套本领。”

　　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当时紫禁城的生活也不乏值得回忆的事情。而且在那段时间里，婉容和溥仪之间的感情也十分融洽，甚至可以说两人都把对方当做了最信任的人，特别是溥仪。

　　1923年，太监偷盗宫中财物已经蔚然成风。为了遏制这种风气，溥仪下令清查国库，清点所有珍宝。犯事的太监们担心东窗事发，在建福宫花园放了把火，将诸多珍宝都化为灰烬。太监们的举动让溥仪感到害怕，他不知道太监们为了自保还会做出什么事情。偏巧在那个时候，太监伤人事件频频发生，这就更让溥仪寝食难安。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溥仪打算挑选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来为自己守夜。他第一个就想到了婉容。于是，在那段时间里，婉容几乎是夜夜陪伴溥仪，两人的感情也在那时得到了升华。

　　这些点点滴滴对后来的婉容而言，都成了痛苦的负担。越是美好的记忆，就越让她难过。这样看来，沉迷在鸦片带来的疯狂世界里，对婉容来讲，也未尝不是件好事，至少可以暂时忘记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