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的德国人

一个德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广西山村从事教育工作十年，不索取任何报酬，没有任何功利企图。孩子们拿他当最好的朋友和亲爱的爸爸，一个学生对他说：“我觉得你一方面像大人，另一方面又像小孩。”他与孩子们一起写歌，每人一句，其中有个孩子这样为他写：“我们都不完美／但我愿意为你作出／不可能的改善。”

我如果是风筝在地上跑，我像自行车在天上飞

一位村民这样说，他就是白求恩。

卢安克是德国人，1968年出生在汉堡，父亲是一位教师，母亲则是一位标准的家庭主妇。他与哥哥卢安思是一对双胞胎。

中学毕业后的卢安克先后做过帆船厂的工人、帆船教练，当过兵，后来进汉堡美术学院读工业设计。1990年夏天他第一次来中国旅游，中国的城市和现状，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1992年夏，他到中国东南大学留学，1993年2月转学到广西农业大学，与一群来自广西农村的中国同学朝夕相处。1996年底，卢安克大学毕业回到德国，半年后，他再次来到中国，到了他留学时就曾居住过的广西阳朔县高田乡北沟村。在这里，他一住就是半年，从一个德国学生变成了一个“农村青年”。农忙时节，只要村里人喊一声，爱干农活的卢安克马上就跑去帮人家干活，犁田、割禾、打谷子，什么都干，由于体质和生活习惯的不同，几乎每一次干完活他都会中暑、发高烧，但他还是愉快地、无偿地帮村民们干农活。

与此同时，卢安克看到当地一些孩子甚至到十七八岁还不认识汉字，更别说接受更多的知识教育，就萌生了当老师的想法。1997年8月，卢安克去了广西南宁残疾人职业学校当德文老师。可是，由于没有正规的就业证，他被相关部门罚了3000元人民币。在就业证办不下来的情况下，他不得已回到了德国。执著的卢安克并没有放弃，1999年，他重新从德国来到中国，再次回到广西，在河池地区的一所县中学当初中老师。

由于他对传统的教育方式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他甚至赞赏一些错误的富有想象力的语法，比如，我如果是风筝在地上跑、我像自行车在天上飞等一些极有想象力的句式。正是这种自由教育方法，导致了他不仅没能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反而使得学生在传统正规的考试下成绩失利，班里仅有两三个及格的学生，学校当然不能再用他了。

此后，卢安克先后在阳朔、南宁、隘洞、东兰县等地任教，进行了许多次实验性教学。他不接受当地给他的工资，只要求免费食宿。

2001年7月，卢安克到了广西东兰县坡拉乡建开村林广屯广拉队，这是一个不通电话、不通公路，村民只会说壮语的偏僻小山村。他的到来，一开始引起了村民们的反对。“这是个什么烂仔，把头发染成这颜色！”因为没见过外国人，乡下的老头儿第一次见到卢安克时说，但卢安克还是不顾周围人排斥的目光，待了下来。

学习班里，卢安克招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因经济条件差没上过学的14岁到18岁的青少年。这些青少年大部分只会方言，连普通话也不会说，所以卢安克还得先教他们说普通话。

2002年7月，卢安克在林广屯与没有上过学的青年一起做教育实验。实验的目的是研究如何让青年学会创造自己的生活环境。卢安克不想受传统的教育束缚，去布置这样那样所谓能提高学生水平的“任务”。他觉得应该调动学生更多的积极性，于是，卢安克把这些学生召集起来，通过集体的合作慢慢寻找属于他们的“任务”。

终于有了一次机会。村里人觉得卢安克是外国人，在农村人的眼里，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往往会有着大批资金，于是希望卢安克帮他们找到资金造一座桥。这时，卢安克觉得这是一个学生学设计的机会，便带着他们一起做模型、做实验。虽然这座桥尚未修建，但通过设计，卢安克的学生得到了很多锻炼。

为了修桥，卢安克带着学生经过考察，画了第一张反映全村面貌的地图，在对地图进行修改时，他跟学生一起对着图纸商量怎么改造村里的环境，同时启发学生大胆提出意见。学生说，村里的小路下雨时泥泞得简直没法走，太阳晒的时候，因为路旁没有树又太热。于是，卢安克因势利导，跟学生们一起设计了三条路，并通过做实验来充分论证怎么修路人走着才能舒服、怎样才能满足人和牲畜行走的实际需要以及在哪个位置需要种上树来遮挡强烈的阳光……

后来，经过卢安克的哥哥卢安思的帮助，他们设计的这条小路终于修通了，230米长的小路，成了卢安克和他的学生的骄傲。

我把我的一切交给他们，如果走掉了，命也就没有了

2003年，卢安克来到了广西东兰县板烈村任教。之所以选择去更偏远的农村，是因为卢安克觉得，山区农村的学生更容易接受新的教育。也就在这时候，他开始关注到留守儿童的问题。

板烈村是一个很偏僻的小山村，这里的孩子留守儿童居多。男女青年大部分都外出打工，孩子在牙牙学语的时候，会叫的往往只是爷爷奶奶，而爸爸妈妈，显然对他们是十分陌生的词。

卢安克刚到小山村任教时，一样遭到了当地村民的抵触。村里人不愿意和他交流，甚至有的人把他当成了国外的间谍。孩子们也怕他，理由也千奇百怪，有的说他长得和别人不一样，更有些孩子，天真地认为这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会把他们拿去卖掉。

但很快，卢安克就和这些孩子熟悉起来。在学校，他教孩子音乐、美术和自然，但更多的是陪着这些孩子，和他们一起生活，一起感受已知和未知的环境。他规避开那些教育上的条条框框，和孩子们一起嬉戏打闹，甚至跳进泥潭里和孩子们滚成一团。

因为缺少父爱母爱，大部分留守儿童的特点是比一般的孩子野，难以控制自己，卢安克带领孩子们拍了一部魔幻题材的影片《和平剑》，剧中所有的演员都是孩子们自己，影片描述了一个叫做荣志的孩子，一心想做英雄，他历经种种磨难终于得到了一把和平剑，但这把剑是双刃剑，他能帮助别人，也能伤害别人甚至是自己，荣志最终通过种种考验成为英雄。他通过影片引导天性狂野的孩子懂得一些道理，比如生活中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两面性，然后再引申到孩子们的起居生活中。

村民们看着这个疯疯癫癫的外国人，起初十分担心他把孩子教坏，但很快村民们就发现，孩子们和卢安克在一起，并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他们像小猴子一样吊在这个高大的外国人身上，甚至并肩横躺在他的身上，卢安克用手抚摸他们的头，温馨地说，这些都是我的孩子。似乎在卢安克的怀里，这些狂野任性的留守儿童，才会安静下来，不再疯狂打闹或是乱说乱动。

卢安克不仅和孩子们打成一团，每个周末他还要到不同的留守儿童家里去住。他所任教的班上有一对姐弟，父母长年在外打工，只留下14岁的姐姐领着弟弟在家，卢安克第一次到这姐弟两个所谓的“家”时，看到屋里几乎乱成一团，仅有的一台电视机被放在地上。姐姐负责做饭，弟弟则劈柴生火，姐弟俩还经营着一个小小的菜园。饮水问题，姐弟俩是这样解决的：通过一条长长的胶皮管，从山泉那里把水引到家里来，但常常因为胶管被动物踩坏或啃坏，弟弟不得不跑到山上去

修。姐弟俩病了也只能是自己去村医生那里吃药。

卢安克就这样和姐弟两个住在一起，吃完饭，像一家人一样坐在一起看电视。他知道，这些孩子很少接触外界的环境，所以看电视是他们接触外界、了解外界的一个窗口，同时也是启蒙他们价值观的手段。但是卢安克从来不用自己所理解的看法去评论去解释电视中的一切，他会让孩子自然发挥自己的天性，讲出他们的看法，再适当给一些细微的引导。

在几年的教育过程中，卢安克发现了中国家长在教育观念上的普遍问题，比如出于望子成龙的心理，压抑孩子的天性和兴趣；又比如过于注重应试，忽视了素质的培养。他想告诉天下的家长：一个人的生存，如果只是为了迎合别人的理念，他就永远找不到自我的力量。父母应当让孩子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

卢安克班级的后墙上贴了满满的作文，这是其中一篇充满生趣的作文：

那年春天，我家养了一头又肥又帅的猪，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我不能尝尝骑马的滋味，何不尝尝骑猪的滋味？猪在前面跑，爸爸和爷爷在后面追，奶奶和妈妈拿着棍子在前面打，终于，猪停了下来，我从猪背上滑下来，定了定神，拍拍猪屁股，强作镇定说：“老兄你干得不错。”爸爸虎着脸说：“你老兄也干得不错。”我觉得情况不妙，撒腿就跑了。

在作文墙上方，还有卢安克带领全班同学画的一幅长长的、色彩斑斓的画，他没有要求学生画什么，只给了他们颜色和画笔让他们自由作画。有的学生先画上去了，后来的就没办法再画别人画过的，只好改变自己的想法，而后画的学生又会对前面所画的进行涂改。被人超越和修改，对学生们而言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正是这个自然的过程中，卢安克教会了孩子们合作，他告诉孩子们，有些东西不是一个人能做出来的，必须合作，但在合作中就会有痛苦，有损失，有舍弃。

就这样，很多的时候，他给孩子的不是任务的本身，而是完成任务的力量和能力。卢安克上课，很少用到课本，他的课堂内容，常常根据生活自然发生的现象来安排。比如他带领孩子到山上，孩子们会问树是不是用来保护山的？他就会告诉他们，树有着丰富的根系，这些细密的根系牢牢抓住山上的泥土，山体才会更牢固。于是，很自然，学生就会担心山上的乱砍滥伐，树木遭到了损坏，大雨来了会把他们的家冲走。再次看到乱砍滥伐的现象，学生们会主动上前劝说。乱砍滥伐的人不听，学生们还会坚持再劝。

卢安克坚信，也许目前并不能改变多少，但孩子们会改变他们的下一代对树木的观念。

2004年，卢安克的哥哥卢安思来到广西看望弟弟，在送走哥哥返回的路上，卢安克遭遇了一次严重的车祸。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他所乘坐的三轮车的一个轮子突然脱落，车子从几十米高的山上翻滚下来，就在即将掉入红水河的时候，一棵大树挡住了车子。车祸导致了他的脊柱被压缩了三厘米。一般人如果经历了这样的磨难之后，都会选择离开，但是卢安克没有。相反，他觉得因为这次车祸，他生命中的一些东西已经永远和这个地方密不可分了。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把自己交给学生，那么学生就是他的后代；如果把自己交给整个人类，那么整个人类就是他的后代。

他说，我把我的一切交给他们（孩子们），如果走掉了，命也就没有了……

仅仅为钱工作。是可惜的

很多其他村的老师不理解卢安克的生活，看着他的教育方法以及与孩子们在一起的生活，感觉非常奇怪，他们在地上写道：不喝酒、不抽烟、不吃肉、不赌博、不恋爱。然后指着这些字问卢安克你还为了什么活？

卢安克回答他们，如果没有比这五种享受更有意思的追求，我早就没有兴趣活下去了。

卢安克的哥哥是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妹妹在非洲做教育。一家人在别人的眼里，好像都有点儿怪异。

其实，早在来中国前，他的父亲也很担心儿子今后不能赚到钱。为了尊重父亲，卢安克找了一份能赚钱却并不适合他的工作——卡车装卸工。他每天要扛3000个包。因为累，回到家倒头就睡。他把赚到的钱全部交给了父亲。他告诉父亲一个道理：仅仅为了钱去工作，是可惜的。后来，他在中国也这样告诉那些对他的选择表示惊讶的人：仅仅为钱工作，是可惜的。

卢安克的父母开始理解他了，不仅如此，还资助他现在的工作。卢安克由于是不拿一分钱的义务教育工作者，所以，生活的开销都是父亲从退休金里省出来的，远在德国的父亲每年寄给他5000元人民币，直到现在因为欧元升值和德国银行利息，才变成了1万元。

但即使这些钱，他大部分也是用在复印资料和捐款上，还用于学生的医疗费，剩下的归他和学生一起用。他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书《与孩子的天性合作》，花费了数年的心血，可是他对出版社的要求是稿费多少不计较，但希望把书价定低一点，让更多读者能买得起。出版社后来给的4000元稿费，他直接让出版社捐给成都一所学校了。在德国，有不少人钦佩卢安克，便捐钱给他，他很快把钱转捐给了中国香港的一个教育基金会。

他和村民们一起种菜、饲养、采摘，每个月仅花费100元人民币，山村里买不到适合他穿的45码的袜子，他便光着脚穿着开裂的球鞋。县里也曾想过要把他调去到县里工作，但是卢安克拒绝了，当初他就是一步步从南宁退回到农村的，他觉得这里更需要他。

但同时，卢安克不是没有办法挣钱。以他的知名度，到处都有学校想跟他“合作”，或请他去讲课。可卢安克知道，一些学校在乎的不是他的教育方法，而是想借他做广告。他们看重的是赚钱，卢安克说：“一个人其实用不了那么多钱。如果一个人利用他的所谓名气去挣钱，今后人们就不会相信他了。”他还说：“我不是没有钱的，可以自己买东西。不买（把自己挣的钱捐给乡妇联）只是因为我要与我身边的人平等在一起。如果我有他们没有的东西，我就无法真实地跟他们在一起。”

在乡下，他尽量搭乘农民的拖拉机。他说，看见农民辛苦而自己坐轿车，心里不舒坦。有一年，他看到农民们使用的脚踩式脱粒机很笨重，效率不高，便运用他的工业设计知识，设计了一个新型的脱粒机，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现在村民们使用的是卢安克设计的脱粒机。

他的事情起初经部分媒体报道之后，有不少人写信给他，并表示捐款捐物，但这些卢安克并不接受，或者把捐赠的东西转送给一些福利组织。他也较为拒绝媒体的采访，并对媒体报道产生怀疑，他问媒体：“你们采访我，为什么不报道东兰县350个每月只领150元工资的代课老师呢？”

他42岁了，他在广西的农村从青年变成了中年人，他没有家，没有房子，没有孩子，他说过，他能够留在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他的父母从来不认为孩子属于自己。

他最怕别人这样描述他：一个外国志愿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贫困的山村，愿意吃苦，具有崇高的精神。这不是他谦虚，而是他非常担心媒体误导。在他看来，一旦成为公式化的先进人物，很容易把许多标签贴上身，活生生真实的自己反而消失了，那肯定不是他——卢安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