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三大“母老虎”

“怕老婆”者，古已有之，今亦不乏。民国时期，有许多政要高官都在此列，其中，尤以汪精卫、戴季陶、张继三人为甚，究其缘由，一是因其性格使然，二则因其内助强悍所致。汪、戴、张三人均为国民党元老，政治地位显赫，其三位夫人陈璧君、钮有恒、崔震华则并称为民国三大“母老虎”，她们的训夫悍事，是当时政界的笑谈。

一、“雷公老母”陈璧君

　　陈璧君原籍广东新会，1891年出生在马来西亚华侨巨富之家。陈璧君从小关心政治，后随母亲一起加入同盟会。1908年，26岁的汪精卫随孙中山到南洋筹款和宣传革命，情窦初开的陈璧君被汪精卫的儒雅风度和出众口才深深引吸。汪精卫在当时是许多少女心仪的对象。陈璧君主动追求，以身相许，两人于1912年4月结婚。

　　陈璧君不但在感情上主动出击，在政治上也喜欢为汪决断，因为陈璧君较早投身同盟会，也是国民党元老。汪精卫性格懦弱，对夫人礼让三分。陈璧君感受到汪的弱点后，更加恣意任行，甚至以保护人自居，对汪的许多事情横加干涉。汪精卫慢慢地倒习惯了。

　　孙中山去世后，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想要和汪精卫“结拜”为把兄弟。陈璧君瞧不起政治暴发户，认为蒋不配与汪平辈论交。有一次，汪精卫给蒋介石写信，才写了开头“介弟”两字，陈璧君见了就大发雷霆，对汪说：“你愿意做他把兄，我还不愿做他把嫂呢！”汪精卫从此再也不敢在陈面前称蒋为“介弟”了。“结拜”之事作罢，搞得蒋介石很没面子。

　　对于丈夫与异性，特别是与美女的交往，陈璧君管得更严。1930年代，汪精卫曾请有“美人鱼”之称的泳坛名将杨秀琼为火车轮渡剪彩，并待以尊贵的客人之礼，招待她寄寓在其时南京最上等的旅馆中央饭馆内。剪彩仪式后，杨秀琼搭着汪精卫的胳膊偕行，且边走边笑谈，显得很是亲热，而且上了车，汪精卫又把杨秀琼先送到居所再回家。汪精卫尚未到家，其一举一动早已为“悍妻”陈璧君所知。第二天，汪精卫的脸上就多了几道汪太太“犒赏”的血痕。有人据此创作漫画《观鱼图》讽刺汪精卫想入非非，面对美人鱼只能望洋兴叹。

　　蒋介石大权在握后，陈璧君嫉妒宋美龄“第一夫人”的风采，为老公汪精卫重返“第一把交椅”出谋划策。在汪精卫叛逃举棋不定之时，推波助澜。汪精卫当了汉奸之后，陈璧君在汪伪政权中虽没担任什么要职，却在幕后操纵，有“慈禧”之称，也有人称之为“雷公老母”。她的胞兄陈耀祖是伪广东省省长，侄子陈春圃是伪建设部部长，其他亲族陈国奇、陈国宝等均居要职，故有“汪家天下陈家官”之说。在汪伪政权中，陈璧君私人势力为“夫人派”或“公馆派”，与汪精卫的“先生派”、陈公博的原改组派、周佛海的“湖南派”勾心斗角。

　　有人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能败事。”其实，还是汪精卫自己太软弱，连自己的妻子都管教不好，又怎么能治国平天下。汪精卫当上日本侵略者的傀儡后，既是伪国民党的“主席”，又是伪国民政府的“主席”。升格为“第一夫人”的陈璧君，不仅有“主席”夫人的光环，还是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她不满足从属于丈夫的荣耀，想显示出自己独有的地位和权力。陈璧君常常为一些小事大发脾气，不顾情面、出语伤人。

　　汪精卫“视察清乡”风光一时。陈璧君在“清乡”机构中并不任职，却也要张扬一下“要员”身份去“巡察”。在苏州的那次“视察”，她既不听报告，也不参加会议，只是沿着汪精卫走过的路线转了一圈，让记者拍照片，发新闻，临走时带了不少古玩回南京。后来干脆以“监察委员”去“视察”。沿线标语不再写“夫人”，一律写“陈委员”。神气十足，享乐十足，最后还带着满车厢的土特产、受赠礼品满载而归。

　　陈璧君权力欲望极强，不但在“中央”扩张个人势力，还想染指广东。陈璧君的弟弟陈耀祖、侄子陈春圃、妹夫褚民谊先后“主政”广东，她自己有一个特别头衔：“广东政治指导员”。陈璧君成了广东省的“太上皇”在广东大肆敛财，广收古玩。求官求荣者纷纷投其所好。

　　汪精卫一生中有两次重大转折：辛亥革命前因刺杀摄政王而声名远扬，抗战期间因进行“和平运动”而身败名裂。这两次人生冒险，都有陈璧君的伴随。他俩之间既有忠贞不渝的爱情，也有同流合污的政治投机，而共同落得汉奸骂名。1944年，汪精卫因旧伤复发被送往日本医治，死在异土。陈璧君也没能逃脱历史的审判，但她拒不认罪，还为汪精卫的叛国行为辩护，于1959年病逝，终年68岁。

二、“姐姐”钮有恒

　　戴季陶的原配夫人钮有恒，原名钮浩，1887出生在浙江湖州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从小饱受生活艰辛世态炎凉，特殊的生活经历造就了她鲜明独特的个性。17岁时，她决定出家修行，到南浔依塔院当尼故，与佛结缘。后经母兄苦劝才还俗到南浔浔溪女校读书。钮浩与秋瑾关系密切，跟随秋瑾做了一些早期的革命倡导和宣传工作。秋瑾被捕后她受牵连被迫离开浔溪女校，将本名钮浩改为钮有恒进入吴兴女校继续读书。钮有恒聪慧过人，以全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1909年到上海的吴兴旅沪女校任教师。

　　1910年，戴季陶从日本留学归来，在上海《天铎报》任主笔，崭露头角，经人介绍认识了钮有恒。两人一见倾心，志同道合，不久订婚。1912年春，两人在上海成婚。新婚伊始，戴季陶主笔的《天铎报》因反清立场而被清政府查封。戴季陶对前来探望的钮有恒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不空，我不成佛，己身不净，不证菩提。”钮有恒勉励道：“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革命豪情一时传为佳话。

　　戴季陶只身逃往日本，后秘密潜回国直奔湖州与妻子相聚。岂料清廷捕快就在钮有恒借住的潜园守先阁外埋伏，守株待兔。幸亏钮家在当地颇有人脉，戴季陶刚下轮船就有人通风报信，钮有恒派侄子半路拦住，将他带到安全地方，才得以幸免。戴季陶好激动，他有点神经质，得了神经衰弱后又大病一场，身体很差，幸亏有钮有恒精心照料，并请来名医，找私方，寻名药，才使戴季陶得以康复。

　　钮有恒的性格，与戴季陶的容易感情用事恰恰相反，十分理智，遇事冷静，做事有恒心。戴称赞曰：“其为人也，名如其人。”很多时候，她就像姐姐，或像母亲一样爱护、约束、帮助戴季陶，以己之长，补戴之短。

　　戴季陶生性好色，时有风流韵事，如果没有“姐姐”管着，不知道还能多出多少红颜知己。在夫妻之间的性生活方面，钮有恒表现冷淡，特别是1912年生下儿子家秀（戴安国）以后，潜心修佛，精心理财，料理田亩、家产，冷淡了浪漫成性的戴季陶。

　　钮有恒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有胆有识，敢说敢干，比戴季陶大4岁，戴季陶对她敬畏有加，私下里叫“莲姐”。戴季陶担任孙中山机要秘书后，钮有恒常去孙中山身边照顾起居饮食。据戴季陶笔记：“民国二年后，莲姐常为总理理杂物。因传贤素以姐称之，总理也以姐称之。”看来，连孙中山都跟着戴季陶叫她“莲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