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兰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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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兰十七八岁的时候,眼睛又大又亮、头发又黑又多。
秀兰把黑而多的头发,编成一条大粗辫子,大咧咧地甩到背上,拖在屁股后面。时常有本村的老女人,一把满攥了秀兰的大辫子,爱不释手地摩挲着。羡慕嫉妒“恨”。
因为只念过小学三年级,又很少走出过村庄,秀兰更显单纯、朴实。她又能吃苦、肯干,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做饭、洗衣、喂猪,然后到地里去干农活。干农活时,秀兰把乌黑的大辫子盘在头顶,用旧围巾包住,然后像男子一样的去割草、背粪、拉车等等。
杜甫诗里有“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的句子。秀兰除了不把“锄犁”耕地以外,其它农活儿一样不落。她是个典型的健壮能干的村姑。
像秀兰一样,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是天生的。出生就决定了命运。作为农民,既要依靠土地,更要依靠双手。要想活着,必须劳作不息。长着大眼睛、大辫子的秀兰,当然不能例外。
秀兰二十岁出头时,由表姐夫做媒、家长做主,嫁给了表姐夫家的亲戚儿子。
婚后的秀兰,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结婚生子后的秀兰,和大多数农村妇女一样,在家做饭、洗衣、喂猪,拉扯孩子,伺候男人。有时节每天从早到晚,要到地里,像男人一样的劳作。
《庄子·让王》中有一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描写农民早出晚归,生活规律,逍遥自在。这不完全是真正农民的生活。
真的农民,如秀兰者,日出前就要起来干活,日落后未必能及时休息。土地贫瘠,资源匮乏,她的出生家庭,以及后来的出嫁归属,注定了她社会底层的现实万难改变。所以如秀兰者,无休止的劳作,不仅仅是习惯,更是为了苟活的必要。作为农民,除了依靠土地,就得依靠双手。要想活下去,必须不停劳作。
有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的秀兰,更得加倍努力劳动,才有望把日子过到“人前头”。
可是,有着大眼睛、大辫子的秀兰,在比当姑娘时加倍辛苦之外,还多了一项煎熬,那就是要经常挨打。挨男人的打。
有一次,男人抓住秀兰的大辫子,把她的脑袋使劲地往墙上撞。直撞得鼻青脸肿。
有一次,男人抄起一条顶门杠,照秀兰的后腰就是一杠。秀兰当场瘫倒。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秀兰只能爬着走。爬行着,却不得不去做饭、洗衣、喂猪。孩子嗷嗷哭着要吃饭,猪嗷嗷叫着要吃食。她只要不死,就不得不去干活,不得不让这些带嘴的活下去。
秀兰有着超凡的忍耐力。或许她过于好面子。她遭受过无数的家庭暴力,却从来不告诉任何人。
我之所以后来听说她经常遭受折磨,源于有一次她差点被打死。
五年前的九月下旬,秀兰又一次被男人打倒在地,头上被男人一顿脚乱踹。秀兰在奄奄一息时,被男人拽着脚脖子,从家门口倒拖着,直拖到村庄巷子里好几百米。夜色四合。黑夜笼罩。这一幕,辛亏被同村的一个妇女撞到。那妇女惊呼叫喊起来,才吸引了数个村民围观、制止。秀兰才幸免于死。
幸免于死的秀兰,被娘家人接回去养伤,才陆续讲述了结婚近二十年来遭受过的非人折磨。那遭受的漫长历史中的血淋淋的故事,我只道听途说了其中一小部分,就难以卒听。
有人给秀兰出主意:找派出所、找妇联、找法院!即使连只读过三年小学的秀兰都清楚,当遭受家庭暴力后,真正需要这些部门的时候,取证难,即使取了证,又能怎么样呢?
从死亡线上捡了条命的秀兰,终于决意不再忍耐、决意不再承受。她坚决要离婚。要离婚时,大家才恍然发现,他们从来就没有领过结婚证!所以无法律手续可办!
决裂了事实婚姻之后,秀兰抛弃了一切,只身到了北京郊区,自己找到一家小饭馆,从最粗笨的活儿干起。
如今,秀兰成了一家小有名气烧烤店的后厨厨师。她专职给饭店里拌各种凉菜。每月工资四千多块。
秀兰自己算账,得出一个结论:如今三个月的工资收入,就相当于以前在农村一整年“苦死苦活”的全部收入总和。
而最最关键的,是她从此不再挨打,不再遭受欺凌折磨。小饭店里拌凉菜的活儿,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比起以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后厨的这点儿活儿,简直不叫活儿。
秀兰的两个儿子,如今都在北京城区名牌汽车4S店里做修理工。都已自食其力。
秀兰的女儿,现在正在天津某个高职院校里就读会计。
在北京各地疏解“低端产业”“低端人群”的浪潮中,秀兰一家,无疑是“居庙堂之高”的“肉食者”认为属于低端的人群,从事着低端的产业。
但是,社会的发展,有谁能阻挡住像秀兰一家一样:蜗居在社会最底层、跻身在城市角落里,仅仅凭借着双手、凭借着勤劳、凭借着顽强,仅仅为了“活着”的“低端人群”呢?
虽然秀兰如今还没有合适的伴侣,但是我很乐观地看到:秀兰独立的主宰着自己的命运,主宰着自己的生活。我很高兴地看到:秀兰和她的孩子们,满怀着对生活的美好期望,丝毫不因社会最底层而有悲观。
我坚信,秀兰和秀兰的孩子,他们靠着自己的双手,就会活下去,而且会活得越来越好!
而那个习惯打女人的男人,龟缩在宁夏海原县兴仁乡郝集村,他最终会像一条流浪狗一样的孤独死去!
我毫无掩饰地诅咒他!
我诅咒一切只会欺凌弱小的人,包括任何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