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大概了解一下胡适其人

我只是知道，讲现代文学绕不开胡适，至于为什么，却一直是笔糊涂账。浏览了一下自己的阅读历史与胡适的交集也仅限于此前读过的三联书店编的《读书与治学》、九州出版社的《人生有何意义》以及刚刚读完的这本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的《四十自述》，其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就一直屯在那里还没打开，至于其它学术作品更是知之甚少，这已是在我无功利泛读五百种书籍之后才积攒一点浅薄背景知识，那我想我可以代表时下社会贩夫走卒对胡适的认知水平，相比胡适在中国近现代史任何人都无法无视的高频出镜，这是不正常的。

为此，我们需要首先来大概了解一下胡适其人。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20世纪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和学术大师之一，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胡适童年在家乡接受私塾教育，14岁到上海求学，开始接触新思想。20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赴美留学生，进入康奈尔大学学农科，后改读文科。25岁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深受其“实验主义”影响。1917年取得博士学位的胡适学成归国，受聘于国立北京大学，成为文科教授。其中1931年至1937年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抗战军兴，1938年至1942年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1943年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1944年应聘哈佛大学讲学;1945年出任国民政府代表团代表之一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后又以国民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身份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参与制订该组织宪章，同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北平大学校长(傅斯年暂代);1946年至1948年继续任北大校长;1957年至1962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62年2月24日胡适因心脏病猝发逝世于台湾，蒋介石为其写挽联，称其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与胡适有关的八卦，还有1931年“九一八事变”，支持不抵抗政策，乃至“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仍建议以隐忍换备战;1936年“西安事变”怒斥张学良：“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当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胡适的次子胡思杜1949年选择留在大陆，北平和平解放后，他进华北人民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学习结束分到唐山铁道学院任教。在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中，他也不得不写了批判文章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香港《大公报》、台湾的《中央日报》、美国的《纽约时报》等都转载了他的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在文章中他说：“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指责胡适“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始终在蒙蔽人民”、“某心为美国服务”。又说：“(他的)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状和他的有限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太卑微不足道的。”还说：“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到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胡思杜并没有因为批判了父亲，和父亲划清阶级界限而免遭厄运，1957年他也成为数十万右派分子中的一员并在绝望中自杀，连遗体也不予以保留。

回到本书，实由《我的信仰》、《四十自述》、《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以及《作品年表》、《生平年表》等六部分组成，前两部分诙谐地讲述了自己童年、少年与青年时代的人生经历，回顾了前四十年的心路历程和自己信仰的养成;接着的两部分分别阐述了所以树白话文为正宗的原因和《申报》创刊的1872年至1922年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国语的五十年里新文化运动的始末，将曾国藩、王闿运、金和、严复、林纾、刘鹗(《老残游记》)、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郑孝胥、章炳麟、章士钊、黄远庸、张东荪、李大钊、李剑农、高一涵、陈独秀、蔡元培、鲁迅等一干久闻大名的大人物对齐放正在50年中，当然其中在在闪动着胡适自己的影子，如瞎子摸象的新文化运动，其脉络也就显得条缕清晰起来。

虽不知其详，但风闻同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胡适与鲁迅后来并不融洽于了解一些新文化运动的人该不是新闻，但本书中胡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中总结五四白话文学的成绩时，高度评价称“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迷惑之下，搜罗写资料，可窥一斑。

1931年鲁迅在《知难行难》一文中写道：“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向;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而这其实发生在1922年5月的一个趣闻，溥仪宫里刚安电话，打着玩，打到胡适家召见胡适，然后胡适在1922年7月发表了《宣统与胡适》一文，其中说：“阳历5月17日清室宣统皇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当时约定了5月30日(阴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30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中接我。我们从神武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做旧诗，近来也试试作新诗。”溥仪要见见胡适，胡适就去了。今天看来，这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儿。而当时，却沸沸扬扬，议论纷纷，有的说“胡适要做帝师”。害得胡适后来解释说：“这位17岁的少年，处的境地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寂寞中，想寻找一个比较也可称得是一个少年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没有洗刷干净，所以这样本来很有人情味口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异的新闻了。”没想到这些无聊的无稽之谈，九年后重又成为鲁迅攻击胡适的借口。

此后，鲁迅尤其以一条不实新闻报导，说他为日本侵略者献策，如以“何家干”的笔名发表的《出卖灵魂的秘诀》(鲁迅将其收入《伪自由书》)一文中说：“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虽然如此直接的和尖锐的人身攻击不多，但旁敲侧击、含沙射影和冷嘲热讽却很多，鲁迅也从未正面对胡适对新文化运动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地位和作用进行过肯定。对照之下胡适显得非常大度，以“老僧不见不闻”的淡定，不气，不急，不理会，迄今未见胡适回骂鲁迅的文字，更甚者，我们见到的是胡适为鲁迅开脱。1936年11月，苏雪林致信蔡元培、胡适，说鲁迅“心理完全病态”，“人格卑污”，“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胡适于是年12月14日复信，告诫苏雪林“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批评她用“衣冠败类”、“奸恶小人”等字句“尤不成话”，“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胡适进一步告诉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温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胡适在信中又提出如何正确评价人物的问题：“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行文至此，还有一件公案，就是鲁迅批评胡适为国民党监狱涂脂抹粉的行为(1933年3月15日，鲁迅写了后来被收入《伪自由书》的《“光明所到……”》一文)，我觉得有必要在此引用一下：

1932年6月，蔡元培、宋庆龄、杨杏佛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胡适先后加入，为中国民权的保障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1933年1月，发生了作为同盟北平分会主席的胡适领团视察北平军委反省院的事件，随后胡适被同盟开除。

其经过是，胡适与杨杏佛视察北平军委反省院的人权状况，经过一天的时间，得出结论是，有一定侵犯人权的做法，但不是很严重，应该改善。就在此四天后胡适收到上海同盟总部发来的三封英文快件：史末特莱的信、宋庆龄的英文信、北平军委反省院政治犯用英文写的控诉书。其中控诉书控诉了反省院对犯人所施行的种种酷刑，史、宋两人则责成北平分会立即就此对当局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北平反省院废除酷刑，释放所有政治犯。

胡适依照自己亲身视察所得结论没有依照责成的内容去做，而是写信向总部提出，北平反省院的情况，自己是做过实际调查的，并没有发生如信中所说情况，并指出“控诉信”的真伪十分可疑，很有可能是伪造，说道：“如果一二私人可以擅用本会最高机关的名义，发表不负责任的匿名稿件，那么，我们北平的几个朋友，是决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

因为胡适一向是提倡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最反对撒谎和欺骗，他对与北平反省院的视察，应该是很认真的，不但走访了很多地方，还用英语与一个犯人谈话(想必是怕狱卒听懂，影响了解真相)。实地调查的结果与控诉信的内容完全不符，他自然不会违心的向政府表示抗议和提出要求，这也是对于同盟负责——国民党政府对于同盟本就不满，欲取缔之而后快，如果出现举证不实的情况，正好会授人以柄。

然而，对于国民党专制统治极其不满的鲁迅根本不会理性的理解胡适的意思，他认为一党独裁之下的监狱中必然是酷刑盛行，无论哪里的监狱，也不会例外，他没有去实地调查(当然也不排除胡适视察被设计的可能)，只是凭着听他人言和自己以往的经验，在所发表的《“光明所到……”》中对于胡适先生挖苦甚重，认为他的立场站错了，站在了国民党政府一面掩盖真相。

按实际来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监狱中的酷刑确实很严重的存在着，胡适先生并不是否认这一点，而是依据自己的经验，表明北平的反省院没有这种情况，对于同盟上海总部的擅断表示不能理解和服从。鲁迅先生出于对独裁政府的愤恨，对于胡适的做法毫不认同，在其已经和总部发生冲突的同时,完全不听解释的指责胡适，这下成了定论，就差把胡适也定成“资本家的乏走狗”了。

关于民族大义、自由民主等等我想还是要有兴趣于此书的人自己细细于书中的细节去体会，于我而言，在摸清近代新文化运动一些转承起合的同时，额外的收获就是学会有话要好好说。
“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这话此前读到并抄摘过，此次在《四十自述》里再次读到，对比这些史料真是感触颇多。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书中部分精彩文字：

1、吾尝持无鬼之说，论者或咎余，谓举一切地狱因果之说而摧陷之，使人敢于为恶，殊悖先王神道设教之旨。此言余不能受也。今日地狱因果之说盛行，而恶人益多，民德日落，神道设教之 成果何如者?且处兹思想竞争时代，不去此种种魔障，思想又乌从生耶?

2、治历史的人应该向这种传记材料里去寻求多元的，个别的的因素，而不应该走偷懒的路，妄想用一个“最后之因”来解释一切的历史事实。无论你抬出来的“最后之因”是“神”，是“性”，是“心灵”，或是“生产方式”，都可以解释一切历史：但是，正因为个个“最后之因”都可以解释一切历史，所以都不能解释任何历史了!等到你祭起了你那个“最后之因”的法宝解决一切历史之后，你还得解释“同在这个‘最后之因︐之下，陈独秀为什么和林琴南不同?胡适为什么和梅光迪、胡先骕不同了?”如果你的“最后之因”可以解释胡适，同时又可以解释胡先骕，那岂不是同因而不同果，你的“因”就不成真因了。所以凡可以解释一切历史的“最后之因”，都是历史学者认为最无用的玩意儿，因为他们其实都不能解释什么具体的历史事实。

3、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尽可不必问今日中国有无标准国语，我们尽可努力去做白话的文学。我们可尽量采用《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有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这样做去，决不愁语言文字不够用，也决不愁没有标准国语。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

4、科学之验，在夫发现真理之通象;政学之验，在夫改良改制之进程;故前者可以定当然于已然之中，后者甚且排已然而别创当然之例。不然，当十五六世纪时，君主专制之威披靡一世，政例所存，罔不然焉;苟如论者近言，是十七世纪后之立宪政治不当萌芽矣。有是理乎?

附鲁迅《“光明所到……”》全文：

中国监狱里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上月里，民权保障同盟曾经提起了这问题。

但外国人办的《字林西报》就揭载了二月十五日的《北京通信》，详述胡适博士曾经亲自看过几个监狱，“很亲爱的”告诉这位记者，说“据他的慎重调查，实在不能得最轻微的证据，……他们很容易和犯人谈话，有一次胡适博士还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监狱的情形，他(胡适博士——干注)说，是不能满意的，但是，虽然他们很自由的(哦，很自由的——干注)诉说待遇的恶劣侮辱，然而关于严刑拷打，他们却连一点儿暗示也没有。……”

我虽然没有随从这回的“慎重调查”的光荣，但在十年以前，是参观过北京的模范监狱的。虽是模范监狱，而访问犯人，谈话却很不“自由”，中隔一窗，彼此相距约三尺，旁边站一狱卒，时间既有限制，谈话也不准用暗号，更何况外国话。

而这回胡适博士却“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真是特别之极了。莫非中国的监狱竟已经改良到这地步，“自由”到这地步;还是狱卒给“英国话”吓倒了，以为胡适博士是李顿爵士的同乡，很有来历的缘故呢?

幸而我这回看见了《招商局三大案》上的胡适博士的题辞：

“公开检举，是打倒黑暗政治的唯一武器，光明所到，黑暗自消。”(原无新式标点，这是我僭加的——干注。)

我于是大彻大悟。监狱里是不准用外国话和犯人会谈的，但胡适博士一到，就开了特例，因为他能够“公开检举”，他能够和外国人“很亲爱的”谈话，他就是“光明”，所以“光明”所到，“黑暗”就“自消”了。他于是向外国人“公开检举”了民权保障同盟，“黑暗”倒在这一面。

但不知这位“光明”回府以后，监狱里可从此也永远允许别人用“英国话”和犯人会谈否?

如果不准，那就是“光明一去，黑暗又来”了也。

而这位“光明”又因为大学和庚款委员会的事务忙，不能常跑到“黑暗”里面去，在第二次“慎重调查”监狱之前，犯人们恐怕未必有“很自由的”再说“英国话”的幸福了罢。

呜呼，光明只跟着“光明”走，监狱里的光明世界真是暂时得很!

但是，这是怨不了谁的，他们千不该万不该是自己犯了“法”。“好人”就决不至于犯“法”。倘有不信，看这“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