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上的父亲

地图上的父亲

梁孟伟

小时候父亲总不在身边，而在红红绿绿的地图上面！

因他常跑外地搞修理，总在路上讨生活，我们只能从他来信的地址上，在地图上按图索骥地找他的行踪。

父亲原是杭州医疗器械厂的一名职工，1962年下放带着家人回到老家。做工没着落，种田不落作（不大入行），只好重操旧业跑起了单干。就这样一根扁担两箱工具，挑着走进一所所中学，担着跑遍一家家医院，修理着仪器设备，收获着全家幸福。

爸爸常跑偏僻山区，因为偏僻才有活儿，但交通就更落后，一天有限的几班客车；那时住宿也不方便，很多地方还没旅馆。他有时错过了班车，就没地方住宿，要在学校医院借宿。医院可以让他躺躺病床，学校只能让他睡在课桌。热天还能勉强应付，涂点清凉油，点支蚊虫香，用来对付那些讨厌的蚊子。冷天就吃苦头，虽然借来被头，终究狭窄单薄，即使和衣而卧，还是冻得发抖。这些事都是父亲年老时候，才有一句没一句地“漏”出。  (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可以想见当年的父亲，对自由骑行多么向往，对自行车是多么渴望，但那时自行车还很稀罕，弄辆车比登天还难。当他买到公社第一辆自行车，他该是多么自豪和快乐。从此他如虎添翼似龙归海，人跨车上幸福满满，车行路上铃儿叮当。一人千里走单骑，足迹遍布皖闽赣。

父亲总在外面，数月不见踪影。所以最盼那个邮递员，背着绿包匆匆走来；他人还没到我家门口，我就跑着迎了上去。有时他会嗡着鼻音说声“没”，有时会从袋中拣出一封给我。我接过后像举着面小旗，边跑边喊着奔回家中，“爸爸来信了，爸爸来信了！”然后郑重地交给妈妈，妈妈“嘶”地撕开信封，眼睛一眨不眨地读了起来。

妈妈读信，我看信封。看信封上刚劲有力的字体，看落款处所写的各种地址。那时我已经认识了一些文字，省内的地名，父亲会写“本省XX县XX公社XX医院”，或“本省XX县XX公社XX中学”，如在外省就先写省名再写地名。那时家里书籍不多，地图倒有好几本，每本套着塑料封皮，可见爸爸有多重视。爸爸有时轻拍地图册，笑着对我们说，“什么时候想爸爸了，就到地图上找我。”所以收信后我不急于了解信的内容，反正妈妈看后会说个大概。却非常关心爸爸寄信的地址，有的字不认识就问妈妈，然后到地图上东翻西找。开始面对密密麻麻的地名，弯弯曲曲的线路，有种找不着北的感觉，我就央求妈妈帮忙，她有时也会和我一起寻找。先翻那个省份，再找那个地区，再找那个县名，直到那个公社。一旦找着我就无比激动，好像找到了久违的父亲。

爸爸来信妈妈不让我看，我也不去乱摸乱翻。直到妈妈一次读信后告知，爸爸开始从外省返回，已经进入了浙江地界，几天后将出现在哪里，再过几天又会到何地，如果活儿不是很多，预计半个月就可回家。听到父亲即将回来的消息，我们一阵雀跃欢呼。于是又拿来那本交通地图，缠着母亲给我指点线路，直到弄清了父亲的曲折归途，就进入了漫长幸福的等待阶段。

估计父亲快要回家的几天，我的耳朵好像会变长变灵，只要听到弹石路上传来“当啷”“当啷”的响声，就会像只小鸟似地飞向外面。父亲每次回来总是满载而归，车后两侧坐架上面，除了工具箱外，就是好吃的，黑黑的香蕉、滚圆的龙眼、长刺的菠萝，这些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南方水果，我小时就能饕餮享受。记得父亲有次半夜回家，我朦胧中睁开眼睛，一筐黄鱼在闪着金光。

父亲的水果大多带自福建，海鲜大多来自本省，也有从福建沿海拉回。有次父亲在温岭海边忙完修理，冬日已到薄暮时分，天上开始下起小雪，父亲买了筐带鱼，连夜驮着回家。新昌温岭相距170公里，现在高速也要两三小时。加上两地乡下路程，实际距离200公里。那时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柏油马路，父亲拉着百多斤货物，黑暗中翻山越岭，砂路上左盘右旋，天亮就赶回了家里。当我们看到雪人一样的父亲，他的笑脸却比朝阳灿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次我也从温岭回到新昌，一路的上山落坡，一路的崎岖坎坷，乘了五六个小时。想起父亲那次的风雪夜归，想起父亲一路的风驰电掣，当年我们品味着水果的香甜或海货的鲜美，却一点也体会不到父亲一路的艰辛和危险！

在家期间，父亲一般不会说旅途上的艰辛，有时也会感慨几句。如说到晚上住宿时遇到的窘况：如同屋内有人鼾声震天床也会抖，吵得坐卧不宁人要发疯（父亲会用哀求的口吻说：“能不能小点声歇一歇嘛”）；有人撒尿时朝着粪桶直射，既吵人家又泛恶臭（父亲又会带着哀求的口气说：“顺着桶边尿下该有多好”）。也说到吃饭时遇到的一些难题，父亲因为胆囊不好不能食腥茹荤，所以常常买上饭用开水泡泡，下饭就用随身携带的辣酱腐乳；有次第一口就“嘎嘣”了牙齿，他边吃边数着饭中的石子，一碗饭竟有28粒之多。有时母亲怪父亲过于节约，一只咸蟹脚可下三餐饭，一方霉豆腐能吃一星期，父亲总是笑笑不语。他有时也会说到旅途上的艰辛，一次行进在江西的大山深处，推着沉重的自行车爬坡，一直爬了十五六里上岭，落岭时在一个急弯上摔倒，半个人已在悬崖边上，手仍抓着车子不肯松手，身下就是黑咕隆咚的深谷。说完父亲捋起裤管露出膝盖，上面还有红红的斑疤。

父亲几乎到过省内的所有公社，也到过邻省很多地方，如我儿时向往的井冈山，父亲去过不止一次两次；我游览过的武夷山，父亲更是常来常往。那些我曾经旅游过的黄山、庐山、雁荡山、三清山、龙虎山等风景名胜，父亲都不止一次地路过或呆过，就在山外那个公社搞修理，有活时得住上十天半月，可就是从未进去游过。我问他为什么不顺便进去走走？他说有活时忙着干活，忙完活又急着赶路。他曾跟我讲起龙虎山的“升棺”表演，就是当地悬崖峭壁上一种棺葬仪式，父亲虽然没有进去看过，看表情还是很向往的样子。一次我在龙虎山看到“升棺”表演，想起父亲当年跟我说起此事的情景，别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

只是有次例外，他在江西瑞金干活，特地抽时间赶到叶坪，去寻找自己的堂叔——梁柏台，梁柏台在中华苏维埃时期担任过司法部长和内务部代部长，还是红军烈士纪念塔等“六大工程”的总指挥。他虽然在1935年就为革命牺牲，但村里从来没人来瑞金寻访过。所以父亲那天抛下所有的“生活”，到沙洲坝走访了中央政府大礼堂，在叶坪村参观了红军烈士纪念塔等。等到他在纪念塔的建筑标志碑上看到“工程总指导者梁柏台”的字样，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流着眼泪颤声呼喊，“柏台叔，我替开钱公(梁柏台父亲)和玉兰婆（梁柏台母亲，那时梁柏台父母都已故去），小芬孃（梁柏台姐姐）和柏台婶（梁柏台元配夫人），来看侬来了！”那天他连夜写信，告知母亲寻访经过，要求转告小芬孃和柏台婶，说他已经找到了梁柏台的足迹。父亲回家后向我讲起寻访经历，还表现出少有的激动。他后来反复地跟我说，做人要做柏台这样的人，做事要做柏台这样的事。永远也不能忘记这位祖先，永远也不要忘记革命先烈。

文革开始没多久，父亲就被禁止外出。先在生产队务农，后来进了公社农机厂。从此我再也吃不到那样鲜美的水果，再吃到要等改革开放参加工作之后。海鲜家乡倒偶尔还能吃到，因为新昌离海也不太远，但大黄鱼就再也没吃到过，据说现在起码几千元一斤。那几本地图就冷落在桌角，慢慢地积起了灰尘。只有我，还会偶尔去翻翻，好像里面有果香在飘逸，有鱼儿会游出。

现在，和那个地图上找父亲的年代，仿佛已经隔着千山万水，但当我注目于地图上那条条父亲走过的路线时，又好像看见父亲追星赶月虎虎生风的背影。有时我会呆呆地想，以前父亲出差，虽然路途遥远，再远也会回家。如今他一去就不回头，一直杳如黄鹤。以前父亲总说，想他了可以在地图上找他，可如今想他上哪儿找呢？噢，如果妈妈还在，肯定会帮我一起寻找，找回风里来雨里去的父亲，找到驮着水果海鲜的爸爸，可如今妈妈也不知去了哪里……

他俩大概相约，一起到一个地图上找不着的地方！